1930年4月，蒋、冯、阎大战在中原大地爆发，双方投入军队约一百三十万人。蒋仍然采用军事压迫和内部瓦解双管齐下的办法，使得反蒋联军力竭不支。冯、阎、桂等各实力派决定邀请汪精卫北上，联合国民党内的改组派和西山派，组成新的联合阵线，共同对付蒋介石。戴笠得到消息后，经蒋批准，再次派出自己雇请的情报助手王孔安，赴北平秘密参加汪精卫于8月份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了解会上各派的政治态度，由戴笠随时密报蒋介石，制订安抚收买的策略。
9月18日，奉军首领张学良一改中立观望态度，宣布拥护蒋介石，东北军主力入关，向反蒋联军进攻。这时，蒋利用戴笠搜集的反蒋联军内部的情报进行收买策反工作也收到成效。首先是“倒戈将军”石友三投奔张学良，反蒋联合阵线发生动摇；接着是晋军将领见大势已去，也背着阎锡山自找门路，纷纷与蒋介石、张学良接上了关系；西北军的高级将领梁冠英、万殿尊、吕秀文、李肖庭等，也都相继倒戈，其他杂牌军更是迅速易帜，掉过枪头向反蒋联军开火。结果，反蒋联盟与蒋介石较量了七个月后，在蒋的内外夹击下彻底失败。
张学良率东北军主力人关，帮助蒋介石打败了反蒋联盟后，进驻平津，收编晋军，主持华北地区的政事，权重一时。为进一步拉拢张学良，沟通与张部的经常性联系，同时也为了掌握张部的内部情况，蒋介石命戴笠作为自己的代表赴北平晋谒张学良。戴笠受此重任，深感殊荣。
到达北平后，善于搞情报工作的戴笠不急着拜谒张学良，却先对张学良身边的人事关系考察一番。了解到张学良警卫旅的团长吴泰勋年方十九岁，其父吴俊升与张作霖同死于皇姑屯炸车案。为此张学良与吴泰勋结拜为兄弟，意在照拂。因是父辈子辈的双重关系，张吴关系也就不同寻常。了解到这个情况后，戴笠先拜见吴泰勋，疏通融洽关系，然后再请吴把自己引见给张学良。
张学良知戴笠是蒋的代表和心腹亲信，也不敢怠慢，视为上宾。此后吴泰勋曾向戴笠推荐很多人到特务处当特务，如裴级三、李志一、吴安之等，这些人都是他父亲吴俊升的马弁，戴、吴的关系在西安事变后继续保持。戴则通过吴泰勋掌握到东北军内部许多内幕情报，回到南京后向蒋介石汇报。从此，蒋基本上把对付东北军的工作交给戴笠处理，极大地巩固了戴在蒋心目中的地位。
得人推荐，步步高升
1926年10月到1927年2月，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反对北洋军阀，响应北伐军的第一、第二次武装起义。
这些武装起义展开之时，部分上海流氓帮会分子乘机进行破坏捣乱，有的无业流氓冒充工人纠察队，胡作非为，败坏工人纠察队的名声；有的受外国资本家的雇佣，充当武装警卫，镇压工人；上海商业联合会中的帮会分子甚至明目张胆地把工人浴血奋战缴获的枪支抢夺而去。
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号称上海滩上的三大亨。上海总工会成立后，他们利用在各工厂中的徒子徒孙暗中监视工人，刺探工运情报，破坏工人运动。
中共浙江区委对此十分重视，并在1926年下半年专门开会讨论对策，决定先礼后兵，派汪寿华作为上海总工会的代表和杜月笙等人进行面对面的谈判。
汪寿华，1901年生，原名何纪元，字介尘，五四运动中改名何今亮，后又改名何松林。浙江诸暨人，1917年考入杭州第一师范。五四运动期间为学校学生运动的骨干。1920年下半年到上海外国语学校学俄文。1921年4月去苏联学习，因交通阻塞，留伯力、黑河等地，曾任赤塔远东职工会中国工人部主任和海参崴工人苏维埃委员。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回国，在上海任中共江浙区常委，代理上海总工会委员长，一直从事工运工作。
早在1925年领导“五卅”运动的时候，汪寿华与杜月笙打过几次交道。因为杜月笙想操纵工会，作为将来和洋主子讨价还价的一颗筹码，所以，他对“五卅”工人运动给予了一定的支持。汪寿华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与敌进行斗争的角度出发，和杜月笙交上了朋友。
杜月笙呢，他在与汪寿华的交往中，发现这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思维敏捷，作风果断，有魄力，讲义气，在工人当中很有威望，不由得敬重几分。他说：要在上海滩上混，就离不开同工人打交道的事。要打交道，就得有能拉得起工人的熟人。这位汪委员长正是用得着的一把好手。所以，从那以后，杜月笙对汪寿华十分客气。
1927年2月28日，杜月笙以法租界总巡代表的身份会见了汪寿华。此时，正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前夕，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人已就起义做了周密的部署。他们与已经占领上海南部龙华的北伐军白崇禧部队联系，再三力请他们出兵，来个内外夹攻。白崇禧却拒绝出兵，原来他已接到蒋介石拍来的密电：“为避免同各国在沪军队发生冲突，兄等缓攻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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