艘沉进了江底。
但是，潜伏在蒋介石身边的行政院机要秘书黄浚，是一个早已被日本人收买了的奸细，在蒋介石的命令还没下达之前，就把这消息透给了日本人，日本大部分舰船抢在前一天夜里逃出了封锁。只有“岳阳号”和“大贞号”两艘商船被截获。
黑幕下的别动队
“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后的第三天晚上，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负责人戴笠来到杜公馆，为杜月笙解决棘手难题。当时杜月笙和顾嘉棠在南市太平里有一个制造红丸、吗啡的黑据点，因为生意做得太大，被人揭发，国民党政府碍于舆论，不得不装腔作势派人调查。结果戴笠插手，把沾了边的上海警备司令部副官温建刚捉去枪毙，杜月笙却安然无事。又如上海棉纱商人徐懋棠与杜月笙勾结，在一次棉纱买空卖空的投机生意上赚了几十万银元，使得几十家棉纱经纪人因此破产，不少人上吊、跳海，舆论为之哗然，强烈要求查办。又是戴笠从中斡旋，叫徐懋棠拿出一点钱向国民党捐献几架飞机了事。同样，杜月笙对戴笠在上海的活动，也是鼎力支持。1932年，宋子文伙同蒋介石逼迫坚持淞沪抗战的十九路军撤离上海。其后，十九路军的若干基层干部，由李楷、刘刚、刘文成、萧佩伟等为首，扮作接客之人，预伏在上海北站，准备刺杀乘专车到上海的宋子文。那天，宋子文与其秘书唐作庐同时下车，身后跟着两名执冲锋枪的卫士。宋与唐年龄、身材相仿，又穿一样颜色的西装。李楷等误将唐作庐当成宋子文，当场将他击毙。宋子文见状不妙，立刻跳下月台，躲藏在月台基石的后面，在卫士的掩护下，得以幸免。事发之后，杜月笙立刻调集所有党羽，全力协助戴笠缉拿刺客。最后，将李楷等人捉获，交由国民党当局判处死刑。
这次杜月笙听说戴笠来访，知其必有要事，连声地说：“戴先生请进，请进！”
戴笠坐定之后，堆出满脸的微笑，对杜月笙说：他想以“别动队”的名义，在上海建立一支武装，要请杜月笙帮忙。原来，戴笠见各界群众激于民族危机的深重，奋不顾身地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想乘此机会，扩大军统控制的武装力量。他曾命军统天津站长以“抗日”为名组织“便衣队”，结果拉起了一支二千多人的队伍。这使戴笠大为兴奋，准备在上海等地如法炮制。“七·七”事变后，上海的青洪帮头目，曾由向海潜（又名松坡）领衔，通电“请缨”，自称有群众数十万人，愿意听候收编指挥。戴笠感到可以利用，便向蒋介石建议，设立“军事委员会江浙行动委员会”，由这个“委员会”将青洪帮控制的一批人编制为“别动队”。蒋介石批准后，戴笠便来到上海着手拼凑“别动队”。不料那些自称拥众数十万的青洪帮头目，只替戴笠寻得数百人，而且其中多半是一批因长期吸食鸦片烟和海洛因而骨瘦如柴的“老枪”。这使戴笠大失所望，因此来找杜月笙想办法。
杜月笙对戴笠来找他颇为自得。他问道：“戴先生建立别动队，大致需要多少人？”戴笠回答：“至少要一万人。”杜月笙听罢，故意沉吟不语。戴笠见状，忙摊出底牌：“这件事，我离开南京以前，已经向委员长请示过。委员长认为势在必行，他并且答应，所有番号、军械、弹药、粮饷，都可以由中央颁发。”听得此言，杜月笙拿准这是件有名有利，又可以借机扩大自己势力的事情，内心决定插手，但脸上却不露一丝兴奋之色，反而故作慎重地说：“既然是一件大事，那就得多找几位朋友，分头设法，大家帮忙。”
当下，杜月笙便与戴笠拟定了一个筹备委员会名单，委员除了戴笠、杜月笙外，还包括国民党上海市长俞鸿钧，国民党上海军警两界负责人吉章简、蔡劲军，工商金融界的贝祖殆、钱新之，以及杜月笙的把兄弟、下野军阀刘志陆。筹委会地点设在位于上海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的军统局三极无线电学校。
筹备委员会成立后，以戴笠和杜月笙为主，进行了紧张的活动。“别动队”预定编制为五个支队、一个特务大队，一万人左右。为了凑齐这个数目，戴笠将军统在南京、上海一带负责情报和行动工作的大小特务，集中起来，编成一个支队和一个特务大队；又强迫正在接受军训的二三千名高中以上的学生编为一个支队。杜月笙则通过他在上海各区担任保卫团负责人的门徒，如闸北保卫团团长洪雁宾、吴淞保卫团团长唐承宗等人动员了一部分保卫团成员；又通过陆京士等人，利用部分工厂在“八·一三”战争期间停工，拉了一些邮政工人、海员工人和码头工人，另外还动员了一些工商界从业人员参加“别动队”，凑成了几个支队。
拼凑了上述力量之后，1937年9月上旬，蒋介石先后两次发来电令，颁给“苏浙行动委员会”和“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番号。
“苏浙行动委员会”设委员十五人：杜月笙、戴笠、刘志陆、宋子文、俞鸿钧、吴铁城、贝祖贻、钱新之、虞洽卿、吉章简、蔡劲军、张啸林，以及时任京沪警备司令官的张治中等人。以杜月笙、戴笠、刘志陆三人为常委。刘志陆，广东梅县人，早年当过潮梅镇守使，后在陈炯明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