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上海，跑到北方避风头。黄金荣虽然暂居上风，但他一意强行，积怨甚多。英租界的诸多流氓破釜沉舟，苦苦撑持，总想寻找机会反扑。因此，黄金荣势力仍然无法打入英租界。
杜月笙对英租界流氓势力采取了攻心为上的办法。他意识到黄金荣势力主要以法租界为根据地，要想把在英租界经营多年、盘根错节的流氓完全压垮，是办不到的，只有软硬兼施，将英租界流氓的头头脑脑笼络住，才能使自己的势力扩展到英租界。
他首先在沈杏山身上下功夫。沈杏山当时已从北方返回上海，但仍深居简出，极少活动。杜月笙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想方设法说服黄金荣和他一起登门拜访沈杏山。沈杏山当时所以闭门谢客，一则因为烟土生意之争败于黄金荣、杜月笙手下，无颜见人，二则见法租界势力正在撑顺风船，自己处于劣势，稍不留神，极易招祸。在此情况下，忽得黄金荣、杜月笙来访，当然喜出望外。此辈人物，本来就无所谓气节、原则，奉行的是“有奶便是娘”主义，经杜月笙甜言蜜语，双方便握手言欢，惺惺相惜了。以后，杜月笙又挽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司法科科长刘春圃为媒，使沈杏山第四个女儿与小她两岁的黄金荣的养子黄源涛婚配，于是黄、沈由冤家一变而为亲家。沈杏山手下”大八股党”等喽罗，原见沈杏山受挫，已有转换门庭之想，但一则碍于“江湖义气”，二则黄金荣面孔铁板，毫无通融之意，只好硬撑。今见沈杏山改变态度，杜月笙又摆出一副礼贤下士的样子，当然纷纷投奔黄门，英租界地盘便被杜月笙挖去一大块。因此“化敌为友”的软功，杜月笙在英法租界开始兜得开了，这是黄金荣力所不能及的事情。
二十年代末，中国南方革命运动轰轰烈烈，使蒋介石心惊肉跳，不遗余力地要将这股火焰扑灭。而且全国反蒋运动屡禁不止，方兴未艾。蒋深深感到了危机，交椅在风雨飘摇之中颠簸，使其坐卧不安。一方面他要集中兵力剿共，一方面又不得不分出精力来对付西南、西北等反蒋战线。国库本来就很虚弱，加之连年兴师动众，白花花的银子水一般地流向各个战场，就连实际上的一国之君蒋委员长也感到囊中羞涩。军费浩大财政枯竭，扩军备战受到限制，打仗要钱，买通洋人靠山要钱，暗杀异己要钱，夫人的高跟鞋要钱，换假牙要钱……没完没了，什么都要钱。可钱在哪里？按部就班的财政收入显然越来越落后于时局了，蒋委员长于窘迫之中想了一个绝招——“米照捐”。所谓“米照捐”，属蒋介石别出心裁的发明创造，其理论含义颇多，诸如利国利党利民之类的意义，但一言以蔽之，无非是变着法儿进一步搜刮百姓的腰包而已。
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米照捐”的最初竟在王亚樵的家乡安徽试行。实在可以说是蒋委员长选错了地方。当时的安徽省政府，十年之内走马灯似的换了若干任政府主席。安庆人有句玩笑话：省政府大门外要是多了一张陌生的面孔，你千万别小看了他，说不定他就是新来的省主席。不过也不用怕他，说不定他明天就卷铺盖又换了别人。这话并不刻薄。到了三十年代初，省主席又换成了吴忠信，这回总算成了蒋介石知根知底的亲信。蒋介石命令吴忠信在安徽的芜湖等产米区试办“米照捐”，却没想到遭到了强烈的抵制。先是西南政务委员会委员肖佛成赶到上海，串联上海反蒋人士，扰乱蒋介石的扩军备战计划。继而，王亚樵令其弟、正在攻读法律博士生的王述樵秘密联络上海大专院校学生戚皖白、杜敬纶、洪耀斗、雷可南、汤绍松、刘竹青等筹备组建“安徽旅沪学会”，有组织地向“米照捐”发难。王亚樵则站在该会的幕后，四处联络，敦促安徽反蒋人士给予该会以大力支持。
不久，“安徽旅沪学会”出面召开反“米照捐”大会，邀请柏文蔚、常恒芳、李少川、李次山、高一涵等人参加，发出通电，推选五路代表，分赴南京、庐山、安庆、芜湖、蚌埠请愿，发动安庆米商罢市，米船停运。一时粮运不通，粮价高涨。蒋介石无奈，只好让行政院长汪精卫下令撤销“米照捐”。
“米照捐”被迫停办，扰乱了蒋介石的扩军备战计划。蒋介石获悉是王亚樵一手发动，“安徽旅沪学会”是王亚樵的反蒋组织，遂明令查封“安徽旅沪学会”，密令戴笠监视王亚樵的行动。
戴笠自从同王亚樵分手，这几年可以说是终于混出了人模狗样。自1928年以后，戴笠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密查组工作，凭其与生俱来的多疑多动，做起间谍工作得心应手。
王亚樵刺杀赵铁桥得手后，在上海滩又一次掀起轰动，国民党委派在沪的高级官员人人自危，军警四处侦破凶手，终不得要领。但黑道自有相通之处，事发当天，几位在上海滩叱咤风云的流氓大亨互通信息，大家好生纳闷。赵铁桥之死，既非黄金荣所为，也与杜月笙无关，张啸林更是表示不知道。那么，是谁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敢翻老佛爷的眼皮子呢？
掰着指头算下去，也只能是王亚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