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设目标，妙取人心
陈群开始为杜月笙策划，约齐了杜月笙的几位好朋友，如刘志陆、杨志雄、杨管北，几度开会议：时局演变，潮流日新，烟与赌不足久恃，理应准备收档。杜月生在上海有崇高的声誉，广泛的人缘，庞大的群众，深厚的潜力，——凡此，都是杜月笙的本钱，讨论的中心是，抱着这些本钱的杜月笙，今后该往哪里去？
先讨论大前提。不错，法租界是杜月笙的根据地，但是，这个弹丸之地太小，同时，它只是罪恶的渊薮，烟赌的温床。力争上游的杜月笙，头一步便该把脚步迈出法租界来。
不错，杜月笙的势力，早在几年之前，便已伸展到英租界和华界，甚至环绕大上海的近郊地区，但是，无可否认的，此势力的扩展，仅及于所谓的白相人地带，他并未能登堂入室，打入英租界里掌握工商势力的“上流社会”。
于是，确定了目标。
原则：没有本钱，但却握有巨大实力的杜月笙，从此改变方向，全心全力，向工商业进军。
步骤：第一步，掌握法租界华人纳税会。
第二步，拉拢上海市工人和商会。
第三步，交结银行界同业。
第一步工作只要顺水推舟，便可以轻易达到目标，因为，早在1927年1月12日，杜月笙即已当选华人纳税人，于子水、鲁廷建、沈仲俊等，都可以目为“杜系人物”。
往后的发展，只是1928年1月9日，张啸林以打先锋的姿态，一马当先，荣任法租界公董局华董。同年12月8日，以杜月笙为首的八位华人纳税会委员，也登上了这个法租界中仅次于总领事兼总董的次高职位。而在法租界每一个人的心目中，都深切知道杜先生是华董中的首席。
第二和第三步骤，目标同为向工商业进军。陈群和刘志陆异口同声地说：杜门徒子徒孙，虽则成千累万，但若从事工商，进而与高级人士有所联系，那么，杜月笙现有的干部，无论在质与量方面，就都嫌不够。这两位借箸代筹者一致认为：杜月笙本身应该做的事，是尽量地扩大其交游，师、友与继续收录的门生弟子，必须改变方向，向有识见、有能力、有群众基础、有号召力量的知识分子中，广为访求。
杜月笙自己看中了一批青年朋友，他暗中注意这一群朝气蓬勃、干劲十足的朋友为时已久，但是他极欲和他们结交的心愿，却迟迟未便出口，因为这一群初生之犊不畏虎的青年人，曾经直接和陈老八交过手。
1927前后，上海的工人多达八十万众，各业各厂，几乎都有组织，在一般散沙式的中国社会中，这一股提纲挈领，随时可以拉得起来的群众力量，是任何有野心者所必欲争取的。共产党便是他们的领袖，他们集合了俄共和中共工运、军事人员的精粹，在4月12日清党以前，几乎夺取了上海的政权，“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共产党不得不转入地下，但仍然掌握相当的潜力。
因此，“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成功，由陈群主持的东路军总指挥部，4月14日即召集他所指派的十三位委员，开会，发表宣言，号召爱国工人在国民党领导之下团结组织起来，实现三民主义，拥护国民政府，妄想肃清共产党。
工统会的会址，就设在闸北湖州会馆，原来汪寿华主持的总工会所在地。这个机构由淞沪警备总司令部每月拨给办公费三万五千元，并派遣士兵一队，常年驻守，任何工厂发生工潮，这一队配属于“护工部”之下的武力，可以随时出动保护。
这个工统会一成立，4月17日，原由三民主义劳工同志会的上海工界联合会，登报声明率领所属各工会一体加入，接受工统会的指挥。至此，上海的工运终告趋于一元化。
1927年6月，马超俊奉召回国，草拟劳工法案，7月，马超俊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劳工局长。另一个“劳动法”起草和委员会，则由伍朝枢、王宠惠、戴传贤、叶楚伦、马超俊、王世杰、虞和德（洽卿）为委员。
不巧的是“老蒋”在8月13日宣告下野，中央更加混乱，党政军各机构，步调难走一致。——在上海有资格领导工运的另外两大机构：上海市党部设有农工部，部长是周致远，他手下的一位得力干事，便是领导工会从事改组运动最得力的张君毅。其次，后来上海市政府社会局的前身，农工商局，由农工商局来领导工运，更是顺理成章，各实相符。
然而，在工统会近于野蛮的掌握之下，以陈群的刚愎自用，独断独行，市党部农工部和农工商局想要参预工运，即为身兼二十要职的陈老八分劳，就不但不为陈群所感激，却反而使他滋生误会，以为正经主子的插足，乃是争权夺利。
工统会的外在环境如此，陈群就难免怨谤丛生，在工运工作方面，首先失了人和。所谓上海工会的改组，在外间形成议论，在中央演为呼吁，在上海酝酿秘密活动。——但是，陈老八却依然我行我素，毫无顾忌，他这种强硬的态度，当然是由于他有恃无恐；1927年4月以后，他已将上海掌握得很牢，他能调动得了杨虎的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