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利将退居次席”的信念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这样的主张：私利必须是第一位的，如果大家都轰轰烈烈地追求私利，那么总的社会利益将紧随而至。梅奥断言，近期的研究与上述主张背道而驰；在工作中，个人的私利是第二位的，要服从于集体的目标，追求私利的“孤家寡人”是不快乐的。所以，随着基督教的崇高目标的消失，附着于与人有关的纯经济理论之上的价值提高了，不同文化间的敌对状况增加了。为了控制冲突，共享民主制让位于军国主义的中央集权统治。而且，随着合作性社会关系的衰落，个人充满了不安全感，失去了他们的个人幸福感。
工业研究表明，合作得到维持的地方，个人的安全感就会提高，不满就会减少，所以梅奥建议，为了赢得员工的信任和信赖，管理人员应该实心实意地对待员工，真诚地关心员工的利益；工会官员不要用富于战斗性的和英雄式的方法来组织工会成员。联合工作是相互合作的最佳手段。梅奥建议，应该在组织机构中对运营的系统安排、经济需求、有效沟通与合作的环境开展科学的研究。如果没有这样的研究，政治领导人仍将对文明社会中有效的统治基础茫然无知，并将继续使用旧式的集权统治技巧，永远实现不了自发的合作。自发合作源自个人和集体的意愿，从外部是不可能有效地强加于个人和集体之上的。
梅奥分两个部分讲述这篇讲稿。在第一部分结尾的非正式讨论中，彼得·德鲁克抓住机会向与会者说明，他，作为一名有志于研究实业家社会责任的政治科学家，是如何看待工业中的政治活动的。有些听众知道，德鲁克在本宁顿大学的研究开始转向管理中人的问题和社会问题，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哈佛商学院请德鲁克考虑过来任职。梅奥的主要观点得自于格林的格言和切斯特·巴纳德的管理理论，即在一个组织中，自发合作要求下属心甘情愿地进行合作，但这是不能被专横跋扈的执行官强加于下属之上的。德鲁克并不赞赏这种观点。他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为了巧妙地控制下属，管理者可以把从工作中人际关系的研究所得到的政治见解作为工具使用。这种印象主要源自德鲁克在讨论过程中回答问题和进行其他评论时所列举的例子。这些例子来自他在欧洲的经历，来自他对管理者和员工的态度。听到自己对工业处境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被以这样的方式曲解，梅奥心烦意乱。他加入讨论，对德鲁克的意见冷嘲热讽。为了说明下属对专横上司的看法，梅奥用拇指指着自己的鼻子，直视德鲁克的眼睛，问道：“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德鲁克说不知道。“那么你应该知道了！”梅奥答道。与会者看到，梅奥的手势不仅表明了他对一位下属的态度——这位下属勉强同意专横上司的指示，而且表明了梅奥对德鲁克所发表的意见的看法。
德鲁克后来给梅奥写信表示道歉——由于会议结束后匆忙离开会场，他没有机会向梅奥作出合乎礼仪的道别，而且，正如他经常做过的那样，他对梅奥的工作大加赞扬。在回信中，梅奥间接地提到了他在德鲁克给出意见之后所说的话，请德鲁克原谅他；这些话旨在“活跃整个气氛”，“打消某些人的疑虑”，这些人“很可能”误解了德鲁克的意见。梅奥补充道：“一个人必须动脑筋尽可能理解作品的内涵，但是，在盎格鲁一撒克逊听众面前展示聪明才智时必须慎之又慎。我确信，您在欧洲大陆的熏陶将使您能够明白我正在谈论的东西。”从此以后，德鲁克打消了在哈佛商学院任职的念头，而梅奥的工作将在埃德蒙·勒尼德及其学生的支持下由罗特利斯伯格和隆巴德继续开展下去。
几天以后，梅奥和多萝西娅飞赴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