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ce）的汤森（J．G．Townsend）博士。这份邀请唤醒了梅奥一个尘封已久的固执观念。约翰·福克斯注意到，梅奥似乎“相当兴奋……这稍稍归结于他凌驾于两位医学人士之上担任主席……他肯定希望院长听到这个消息”。委员会于9月第一次会面，从众多的公司和团体中征求资料，制定职业恢复方案。
委员会的报告称赞了大型企业对复员问题的关注，并建议应当把这种关注延伸到中小型企业中，这些企业在医疗咨询和工程上缺乏专家的帮助。此外，也需要对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和需求开展专门研究。据发现，人们很少关注以下这一点：确保复员军人在和平时期就其技能的运用上予以合作。需要开展研究提供培训课程，以便实现在工作中的个人复职和社会复兴。有一项“综合关注”政策是针对复员军人的总体要求而确定的，必须根据这项政策制定各项计划，其途经是从以下方面训练主管人员：如何欢迎复员军人进入某个组织，向他们提供咨询，以及在社会的大背景之下对他们以及他们的工作加以考虑。因为对工作的调整将决定复员军人的合作程度，所以必须对他们的社会技能、想法和身体健康状况给予特殊的关心；需要在个人咨询服务方面开展研究和训练，以便使复员军人能够处理工作中的问题，使他们得到发展。鉴于此，尤其应该留意已经被联合服务组织（UnitedServicesOrganiza-tion，USO）所使用的卡尔·罗杰斯（KatlRogers）的咨询法以及在霍桑工厂所发展的方法。最后，报告发现，国家需要研究工作中决定合作的因素，需要一套借以使此类研究能够转变成针对复员军人的行动的安排。
梅奥安排隆巴德担任委员会秘书，这个报告是隆巴德起草的。作为委员会主席，梅奥的任务增加了以下内容：把企业巡访纳入进来以讨论复员军人计划。在商学院的一次会议上，梅奥就回国复员军人的问题发表题为“作为组织成员的退役军人”的讲话，回顾了他在澳大利亚治疗弹震症士兵的经验。
1944．年6月，在约瑟夫·威利茨的提议下，梅奥受到邀请，将向科学、哲学和宗教9月会议（SeptemberConference0nScience，PhilosophyandReli-gion）提交一篇论文，他同意了。但是，由于复员军人调查工作没法脱身，会议举行时他不能出席这次大会，因此，他把“工业中的群体紧张”一文邮寄给大会讨论。这篇文章把他于1942年写就的关于两项缺勤研究的两篇短论结合起来。1944年9月，在全国酿酒组织（NationalBreweries）的赞助下，麦吉尔大学举办了关于监督管理的系列演讲，梅奥应邀第一个发言。他的讲话题目是“监督及其意义”，其中的思想与“工业中的群体紧张”一文相同，但是讨论的是受到主管人员控制的工作群体。
《工业文明中的社会问题》是梅奥的最后一部作品。在这本书中，梅奥再次介绍了他近期的讲话及发表于1917—1945年间的学术论文的思想。有些思想同合作的需要和工业化的恶劣影响有关，这些想法先后出现在《民主与自由》、发表于澳大利亚的论文、两篇有说服力的短文以及未出版的“最后的防线”的修改稿中。
第一篇短文“为什么异教徒发怒？”后来更名为“进步的丑恶一面”。在该文中，梅奥陈述了莱普利（LePlay）对简单社会和现代工业社会所作的比较。在简单社会中，经济由乡村职业构成，社会秩序井然有序，因为每个人都理解自己要从事的经济活动和社会功能。血缘关系把他们与社会活动联系起来，他们从这些社会活动中学到了如何与他人合作。社会准则和个人期望是一致的，其结果是个人满意，社会稳定。而在现代社会中，快速的技术变革使职业性的事业变幻不定，所以建立在它们之上的社会秩序也就变得不稳定了。个人之间的沟通和合作不再是自发的或有效的，他们感到不安全，感到痛苦不幸，转而求助于无穷无尽的新奇事物以得到补偿和快乐。迪尔凯姆注意到，在简单社会中，儿童和青少年出于群体目的，自愿学习抑制婴儿期的欲望；而在更为复杂的社会中，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的一致性减少了，于是，伴随而来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人们对工作的满意度降低了，社会分裂和个人不幸接踵而至。
梅奥注意到，国家不能够为其公民构建亲密的社会生活，也没有进行任何科学的研究，以便指明如何对伴随快速工业化而来的社会和个人的不幸作出补偿。他呼吁，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及群体之间的合作决不应该再留给偶然机缘了，而应该加以充分的管理，从而给予每个人和每个群体满意的物质和经济的目标，保持组织中人与人之间的自发合作。返回到原始简单的社会是不现实的。
在合作关系中，首要因素是沟通：“个人向其他人传达感情和思想的能力……群体间有效和紧密沟通的能力。”沟通是一项简单的社会技能，如果没有学会的话，往往会使个人患上精神神经病，国际关系中出现智力化的惯用语，从而妨碍党派间的相互理解。由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