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表现就像是一些不负责任、不可救药的业余爱好者。他们的工作一旦没有成效就会勃然大怒，声称批评者持有偏见。
梅奥特别选出了一名女工作人员所使用的愚蠢的面谈法。在华盛顿会议上，她的论文适度得体地承认了梅奥的技巧，但接着却话锋一转，断言还有一套高超的做法，这套做法“在面谈后给出行动建议”。梅奥写道：“面谈表明，凡是负责任的人甚至不用理解。”当梅奥与她探讨这套做法时，他被她提出的过分主张激怒了。他只好自嘲地认为她太过平庸，对他所了解的心理学家和精神病理学家茫然无知。在阅读她本人的报告之后，他小心翼翼地指出，她的方法存在一个关键缺陷。她怒发冲冠并立刻声称，根据她的方法，她能够给予工人的东西比霍桑员工受益的还要多。梅奥相信，虽然她被视为一个合作的心理学者，但她是不称职和不胜任的。
其他的年轻职工看起来比她略胜一筹，但他们在心理学和科学研究方面都不老练。在梅奥看来，他们正在寻求一副“灵丹妙药”，以期“毕其功于一役”，解答顾客的全部问题。在这一点上，工业企业在他们身上施加的压力，与梅奥在费城和麻省的早期工作所承受的压力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梅奥的个人观点没有写进他的正式报告中。在对问题进行周到而全面的分析过程中，梅奥建议，新的领导应该帮助这两部分职员提高他们的技术能力和技巧，让他们彼此合作而不是各自为政。他提议，在工业中，插曲式的面谈方式应该改为连续性的面谈方式，就像在霍桑工厂所做的那样。梅奥希望从年轻职员中挑选出两名随同他到波士顿学习他的方法和技巧。他希望以这种方式遏止他们对科学的严密性提出的不负责任的要求，逐渐养成严肃的目标感和职业态度，或许从而证明他是适合管理这个研究院的。他进一步指出大量捐赠的必要性，这样一来，研究院就可以避免在陷于麻烦中的公司的要求下从事漫无目的的研究，能够更好地培养调查人员，指导员工在工业中开展长期的实证研究，并学习如何在现场进行合作。除了接受这些建议外别无良策，只好把NIIP除名算了。
（战争终止了梅奥与该研究院的关系，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退休期间，他于1947年与该研究院短暂地合作了一段时间。当时，他为研究院的冬季项目作了一次公开演讲，并保证给予全面支持。这是一个大失误。英国管理协会（BritishInstituteofManagement，BIM）不像NIIP，它在战后获得了政府的支持，梅奥盼望BIM会邀请他加盟，这样的话，他就不必与NIIP合作了。BIM雇用了梅奥的女儿帕特丽夏，让她开展她父亲在美国所从事的研究工作。11月份的最后一周，NIIP收回了聘请梅奥的提议，梅奥却信守诺言，代表它在伯明翰、曼彻斯特和利物浦等地发表演讲。连续三个晚上在三所大学的公开演讲让他疲劳过度，12月19日，梅奥中风并造成半身瘫痪，从此结束了他的工作生涯。）
唐翰院长请他为可能实行的第三学年学生设计一门课程，包括政治管理和工商管理的问题，这时，组织中权力的行使吸引了梅奥的注意力。梅奥同意了，因为他从来不认为有什么理由可以把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中的人员分开来训练。他还同意对行政管理的一般问题进行评论，因为它们出现于民主政体中。他的思想已经发表在《民主与自由》一书中了；为了在20世纪30年代证明这些思想，他特别提到欧洲政治问题的讨论，并成为对外政策协会的活跃分子。该协会是为了唤醒美国人对欧洲政治运动的兴趣而创建的。
当梅奥听到詹姆斯·麦克唐纳（JamesG．McDonald）的题为“欧洲的危局”的演讲时，他和该协会的第一次接触到来了。麦克唐纳提议，德国应该在国际贸易政策上追随美英两国的做法，国际联盟（League0fNations）或许应该被抛弃。梅奥不接受这一提议，因为他始终相信，每个国家和民族都应该保持其民族特色，唯有经由一个类似于国际联盟这样的组织，国际合作才有可能发展。从此以后，他开始积极地关注商业领域和国际政治领域的管理者的培训工作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