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极端情况下企图自杀。
在讨论降低了的心理张力时，让内注意到，强迫症患者在生活所必需要的日常技能方面缺乏训练，因此，他们离群索居，不切实际，表现笨拙，在他们尝试的大多数事情上均以失败告终。在梅奥看来，这解释了“破坏者”的行为举止，也极好地解释了为什么知识分子不能把想法与行动联系起来，却表现为无休无止的争辩。他注意到，强迫症患者以行动的逻辑性是否具备为行动与否的先决条件，因而就把实验性的试探性的调查、正常的学习和成长排除在外。在强迫症患者参与的社会活动中，他们常常力图主导谈话，他们相信，当他们能够把别人说得无言以对时，那就比其他人更成功；如果未能做到这一点，那他们的自尊心就会受伤，其立场就会往回退缩，直到他们认为退缩后的立场比他想要加以主宰的人所持有的立场更为优越为止。
最后一章对以上观点进行了总结，把他关于强迫观念的社会意义的评论进行了发挥。让内曾注意到，强迫症患者不能够倾听一些可供参考的话题，因为他们过于经常性地陷于空想的危机中，也就是说，他们对于无法解决的个人问题变得心事重重。这种能力的缺乏，源于儿童期及青春期未能发展出正常的人与人之间沟通所必需要的社会交往技能。
正常人往往发现，他们的想法常常不足以应对正在变化中的情形。正如让内所说的，他们对自己的认识和技能进行反省，以便为他们的经验带来统一与和谐。反省是内在注意力的一种举动，有助于根据新的信息重新整理他们的认识。强迫症患者永远完成不了这个过程，因为他们对口头话题及其纯粹逻辑的持续关心，致使他们不能轻易地对任何新鲜事物感兴趣，通过试错法组织并整理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对此，糟糕的学校教育要负全责。
梅奥告诉同事们，大学知识分子身上表现出的强迫性行为是可以追溯到早期孩童时期的缺陷的，因为这样的缺陷他本人经受过。在儿童时期，强迫症学术人士被阻隔于同龄人之外，并被父母的价值观和标准所主导。此后，在与其他人交往的过程中，他们获得的社会交往技能很少，并学会把解决办法推给其他人来处理。作为学术人士，他们把注意力固定在专门公式或抽象理论之上，这往往使问题过于简单化。于是，在通过群体讨论提炼思想的过程中，由于他们在社会交往方面笨拙不堪，他们就会对此无休止地作出过度思考。因此，社会学家会创造一个自圆其说却无法验证的思想体系，进而给予个人一个可以依靠的支柱，使个人借以对合作研究提出批评而不是提供一个安全可靠的基础。
梅奥还指出，这些源自让内的观点也与工业有关。强迫症患者不能顺利地作出决定或者进行反省思考。在工作中，犹豫不决或者不反省思考可能是由社会约束或令人疲惫的工作造成的，这些都妨碍人们发展自己的情感，以获得正常成年人的思考中所具有的复杂性（即成熟性）。在正常人中，这样的约束导致易怒、犹豫不决和兴趣的丧失。
梅奥建议，社会科学的学生应该学习让内的三个要点：注意力的复杂性，积极思考与反省思考的相互交织性，以及约束与不安全感是如何引起强迫性思维的出现的。要掌握前两点，学习心理学是必要的，否则，学生将永远看不到不安全感和压抑感的根源，也永远理解不了正在学习的社会情境。
梅奥的这本书于1948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它只售出了1．3万册。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销售量不到100册。1963年，这本书一度绝版。不过，在1969年，这本书又由格林伍德出版社（Greenwood：Press）再版。
对于这本书，业界评论褒贬不一。在《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SociogicalReview）中，一篇未署名的评论文章暗示，这本书“从任何标准来看”都是一本“稀奇古怪的书”，因为这本书竟然推荐了让内关于个人适应的思想，而“对于弗洛伊德……或者本领域的近期发展，连一笔带过性的注释都没有”。对于梅奥的“强迫性行为在现代正变得比癔病更普遍”的观点，从来不为梅奥所敬重的哈佛心理学家戈登·奥尔波特（（；ordonAllport）深表怀疑，他断言，梅奥关于癔病的想法过时了。但是，奥尔波特却像梅奥那样推荐让内的强迫观念理论，而且，就整本书而言，他更偏爱于第一章。他撰文指出，从整体来看，这本书对让内的研究是不完整的。在《纽约时报》（NewYorkTimes）中，弗洛伊德和欧内斯特·琼斯（ErnestJones）的学生弗里德里克·沃特海姆（FrederickWertheim）批评这本著作已经过时，没有公正地评判同让内的思想有关的临床理论和方法。他还抨击梅奥对让内的强迫观念过于简化了，没有看出它怎样不同于各种精神病和智力缺陷。沃特海姆认为，进行社会学的访谈似乎太天真了，运用让内的思想也不够科学，尤其是当梅奥断言自杀者都是强迫症患者——沃特海姆的这个判断错得离谱——之时。在沃特海姆看来，让内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