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从她的过去了解到这一点，那她就能够更加轻易地克服因分析者进行积极的移情带来的问题。他认为，在女儿度过青春期以后，女儿与他的这种早期关系在逗留波士顿期间复苏了。在女儿的青春期，他极有可能在她的内心造成了男女两性心态上的冲突。
在他给帕特丽夏的信中，宗教和工作也是重要的话题。她后来嫁给了犹太人瓦尔特·高茨（WalterGoetz），于是问题出现了：一种宗教相对于另一种宗教的价值。梅奥写道，在基督教中，庄严的用语与深邃的人类真理夹杂着异教徒的神话传说、令人苦恼的妄自尊大和心理混乱。对于基督教新来者而言，问题在于领会真理和庄严的用语，嘲笑浮华、隆重和低能。对于某些基督教徒而言，虔诚是一副面具，用以表明他们表面上顺从上帝，与上帝保持一致，但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却隐藏着一种混乱的和强烈的憎恶感。
基督教混合了太多的东西了，梅奥写道，基督教源自犹太人，而且，据说他们“拥有一种异乎寻常的能力致使他们自己遭受迫害——从法老到希特勒，把这个念给瓦尔特听”。对于这一点，圣保罗贡献甚大，这主要源自他在希腊的雄辩术训练。但是，当强悍的北方民族接纳基督教后，基督教便失去了更多，这些人产生了致命的罪孽观、酗酒、自杀、居无定所和长老会制。天主教传统也好不了多少。虽然天主教促进积极的社会合作，实现神圣的宗教仪式的统一，但是，它也把这一点与这样一个上帝结合起来：对卑劣的罪人进行报复。在梅奥的恶作剧式的观点中，对他称之为“杂交教”的东西，最好的批评者是萧伯纳，表现得最好的戏剧是《巴巴拉少校》。
梅奥本人的宗教——用以征服现代工作活动的问题的观念形态，他主张并推荐《奥义书》（TheUpanishads）和社会科学研究。这些研究复活了自发合作相对于竞争（富于侵略性的和以自我为中心的）的价值。从《奥义书》中，他吸收了一条规则：个人应该先“遍历人类的经验，从而能够了解人类的激情和痛苦，避开不可避免的宿命论的力量，变成一个独立自主的、对所在世界持有一种稳定观点的成年人”。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必须清晰地确认自己在情感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了解“母爱、孩子……家、爱好……”拉迪亚德·基普林（RudyardKipling）的《卡巴尔之歌》（songofKabir）这首诗，捕捉到了梅奥那种成熟的宗教情结。
关于自发合作，梅奥推荐了他的同事的作品。对于个人，如果《奥义书》和社会科学研究都是不可以接受的，那么梅奥推荐伊夫琳·恩德黑尔的早期作品《神秘主义》（Mysticism）——这部作品在逻辑上稍微有点混乱。
他警告帕特丽夏，功利主义，即认为一个人的工作活动应该致力于追求职位上的利益，是“欧洲人令人遗憾的堕落”，应该置之不理。如果一个人置功利主义于不顾，他不但会摆脱它的影响，而且“事实上还会从中获得愉悦”。
帕特丽夏努力把父亲的方法引进到一家被男人主导的公司，她发现，这些男人对待他们的事业完全不同于梅奥关于组织生活的激进方法，于是她向父亲寻求建议。在梅奥看来，女儿的周围似乎都是些自鸣得意、不称职的同事，他们不太可能授予她任何权力以从事她认为值得从事的工作。他劝告女儿不要担心上司的愚蠢，而是要了解实情，适度地陈述实情，明确界定她认为应该做的事情。头脑清楚的上司总有一天会注意到她的意图的。
最后，他向女儿建议，如果她认同他对人性的全心全意的兴趣，那她就应该以一条原则为指导，即“不参与就没有合作的自发性”。为了认识到这一点，需要对工人和管理者开展大量的教育。在他们能够客观地了解组织的经济问题以前，工人们尤其需要直言不讳地诉说个人困难。所以，在这种教育的第一个阶段，访谈是一项重要的预备措施。“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需要一个头疼欲裂的人作出明智的判断，那在得到他的合作以前我们就必须消除他的头疼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