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仍从梅奥处领薪水。
梅奥来到芝加哥，他从彭诺克和普特南那里获悉，公司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危机。公司调整了政策，削减了劳动力成本，但事实证明，这还不足以应付当前危局。彭诺克和普特南相信，萧条已经是强弩之末了，他们一致认为，如果他们把一周的工作时间减少到14小时，那么研究的基本部分是没有危险的。测试室进行了调整，迪克森及其同伴继续对线圈装配室进行观察研究。不久以后，大萧条把这一切都终结了。
梅奥看到芝加哥正在“呻吟”，他相信大萧条还将深化。西部电气公司正计划再解雇5000名员工，而国际收割机公司将削减10000个职位。在他投宿的朝圣者之家旅馆，只有少数几层在用。旅馆外面，暴风雪让人辨不清方向，大风把他们从冰冷的人行道上吹到排水沟里软绵绵的雪上，梅奥禁不住抓住年轻的普特南的手臂。梅奥的“痼疾”——金钱癣，严重地折磨着他的手脚。他写信告诉多萝西娅：“我真希望这是黎明前的黑暗。”然而，更糟糕的还在后面。
怀特海本来已经开始对来自测试室研究的生产数据进行分析了，但不幸患上了十二指肠溃疡，在5月初以前是不可能返回工作岗位的。梅奥的右眼患青光眼，需要做手术以防眼瞎，这增加了他的困难。不过，他以良好的幽默感写信给彭诺克，“批评我的人常常指责我是‘独眼龙’，瞎了一只眼。他们的说法但愿不会成真”。他安排在伦敦做手术，并采纳了怀特海的建议：赖特返回波士顿，与罗特利斯伯格一起撰写那本书。
在出发前往伦敦以前，梅奥又抓住了两个宣传霍桑研究的机会。他在咨询心理学家的纽约大会上表示，世界“正大声呼唤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开展调查，而我们心理学家却不被允许着手这些调查”。他重申，需要开展长期的研究而不是实验室中的快速研究，并以霍桑研究为例。
梅奥与瓦尔特·宾汉姆、爱德华·桑戴克、默里斯·维特列斯一道，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工业心理学的广播讲话。在讲话中，他对霍桑实验的阐述作了变更。最早刊登这篇讲话的是1931年伦敦的一家报纸。他又一次利用《民主与自由》一书，把它与来自科罗拉多的观察结果和在芝加哥的过失研究结合起来，彰显了沃纳的主张的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广泛持有的态度是社会结构的基础构件。他把讲话称为“共同工作的问题”，并表示，五十年前，人们生活在集体中，他们的工作是集体生活的一部分，他们的民风和娱乐活动源自他们中间的团结意识和服务于集体的意识。但是今天，人们无计划地漂泊，随工作而行，他们必然生活在不稳定的经济社会里。由于工作以外的集体生活被忽视了，因而集体生活在工作场所变得很需要了，这种需要唤起了共同工作的必要条件：合作与互助。
梅奥汇报了霍桑研究及其扩展——在中继器装配测试室的观察——的情况。研究发现，如果环境适宜，那么在社会交往方面笨手笨脚的人有可能相当能干，而极其能干的人在环境不适时也许并非如此。结果表明，抽象的管理方案，例如效率驱动计划，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人员与工作群体之问的关系没有得到认可。工人的反应是建立他们自己的实用方案。认可一项抽象的工作条例，在具体的或正式的做法下工作，这些都让工人和管理人员厌烦；他们既看到了冲突，又看到了冲突是如何妨碍有效合作的。在霍桑实验中，测试室女工克服了存在于希望之事和可能之事之间的冲突，结果实现了很高的合作水平。“现代工业的重组，必须建立在‘如何实现有效合作’这一知识的基础之上……这是引领霍桑实验的信念”。这种知识用于解决共同工作的问题，不论是工厂、社会，还是国际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