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他还指出，与调查问卷相比，通过访谈可以更好地研究管理人员对公司的态度，并提议免除罗特利斯伯格在哈佛商学院的职责，以便他专心从事这些访谈工作。梅奥把普特南提出的主张更推进了一步，他建议专门设立一个部门，其监管人员不用考虑生产任务等事项，专注于员工的个人处境。这些想法指引了其合作者在1931—1932年度的工作。
1931年夏，正当罗特利斯伯格在霍桑工厂与管理人员进行访谈的时候，梅奥对这项研究及其计划进行了宣传。在前往欧洲之前不久，他向美国神经学协会（AmeticanNeurologicalAssociation）重述了“机械化”一文，但是增加了从精神病理学方面对访谈技巧的评论。梅奥的理论是，由于访谈缺乏一种正式的结构，于是工人的成见或反省过程出现了，工人可以轻易地表达，从而对扭曲的、夸大的和过分情绪化的态度获得了顿悟。此外，访谈技巧加深了访谈人员对其任务的理解。
在伦敦，梅奥与来自国家工业心理学研究院的D．G．H．迈尔斯、朗特里公司（Rowntree&Company）的劳工部经理诺思科特（C．H.Northcott）博士、伯明翰大学商业系的萨金特·弗洛伦斯（P．SargentFlorence）教授一道，在英国研究与管理协会（BririshResearchandManagementAssociation）发表讲话。其他人探讨的是管理性激励的功效，而梅奥讲述的是霍桑实验，并在原来的陈述中增加了四个要点：其一，他对NIIP与西部电气公司的策略进行了对比。前者的策略是，一个组织引进一个专家花几个月的时间解决一个问题；后者的策略是，对一个问题进行不问断的研究，尽管这个问题在几年的时间里不断变化。其二，他回顾了把理论心理学和生理学应用于工业问题的优缺点，并指出，在工业中，更为现实的是对人的研究而不是学术学科性的研究。其三，他讨论了普特南和沃纳所提出的计划，通过对霍桑工厂与纽伯里波特的社会环境的比较，以便发现快速而复杂的工业化所造成的社会分裂的程度。其四，他扼要阐述了社会分裂本身是如何造成以下情形的：不负责任的生产被导向了满足非理性消费的需求，于是经济的稳定性降低了，商业萧条也就接踵而至了。
在乘船返回波士顿以前，梅奥给普特南、彭诺克和斯托尔每人寄了一期《周末评论》（WeekEndReview）。在这一期中，梅奥阐述了霍桑实验。回到美国后，梅奥把一份报告交给这三个人，报告描述了他们的研究在欧洲造成的影响。“你们的研究的名声，”梅奥写信告诉普特南，“正在整个欧洲外交界得到颂扬，欧洲世界的客观之眼正通过显微镜注视着你们……迈尔斯（Myres）……这位欧洲工业研究界的领袖，向你们正式传达他的祝贺和赏识。”他写信告诉彭诺克，迈尔斯发现“你们的工作而不是英国人的工作最让人感兴趣，而且……对于引用和讨论具有重大意义……以美誉颂扬之辞提到这项工作的数量之多让我瞠目……英国、法国和瑞士所表现出的兴趣是确凿无疑的和意义深远的……祝贺你们。我已写信详细地告诉了斯托尔”。
对于斯托尔，梅奥的赞扬就不那么过分了；但对于斯托尔的维持研究连续性的政策，他表示了祝贺。在2月份的一封信中，梅奥准确地强调了这一点，他向斯托尔提到，迈尔斯所说的与他在《周末评论》中所作的独立和广泛宣扬的陈述一样多。梅奥还转告了他的惊讶之情，“众多杰出的经济学家和重要人士”对研究细节“阅读得如此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