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政策是关于如何更好地应对大萧条的。他对彭诺克、普特南和同事们赞许有加，称赞了他们的远见卓识、对待研究工作的杰出态度以及他们的发现的价值。同时，他也鼓励他们，一方面，他把人们对他们的工作的良好印象反馈给他们，另一方面，对于任何针对他们的工作的批评他也进行了反驳。
阿瑟·科恩豪泽是早期的批评者之一。他是一名年轻的工业心理学者，后来，他成为美国该领域的学术领袖。在为芝加哥劳资关系协会所作的报告中，他对普特南报告中的“改善中的员工关系”进行了评论。他评论时既褒又贬：一方面，他对作为整体的霍桑实验大加赞扬，他视之为“极有价值（和）极其重要”；另一方面，他又从中挑出诸多不足。这些不足，在随后将近五十年的时间里，招致了人们对这项实验提出了大量的批评。
科恩豪泽把测试室的研究同德国和英国工业疲劳研究委员会（BritishIndustrialFatigueResearchBoard）的类似研究进行了比较。他断定，由于实验是在控制手段不足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研究结果“相当无益”。他认为实验对结果的解释不“太明确清晰”，而“监督是一项重要的工作”的结论是不足为信的。也就是说，实验没有恰当地消除因工资变化以及把女工从原有部门抽走所带来的影响。在对“多个随意变化的因素”进行观察的整个过程中，科恩豪泽倾向于系统性的实验控制而不是弱控制。
对于全体员工而言，访谈发现并不具有代表性，科恩豪泽被统计性陈述的缺乏所激怒了。监督人员对访谈的态度之所以以压倒性的赞成态度而广受欢迎，也许是因为他们“差不多”被这个项目“迷住了”，而不是由于项目本身的缘故。通过强调访谈的隐秘性，研究人员使访谈失去了个性，致使员工们以为，他们的意见没有多少价值，而作为个体，他们决不会被认：勾是工作调整的变化根源的，从而可以免除责任。为了对此作出补救，科恩豪泽建议，访谈工作应该是持续不断的和经常性的，而不是一年一度的。此外，一年接受一次访谈，虽然可能有助于一个人把他对工作环境的抱怨从肺腑中发泄出去，但是，这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只会维持一两天，且对于其内心深处的心理问题的解决没有什么帮助。
科恩豪泽还怀疑这些发现不一定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他怀疑报告的完整性，因为没有陈述任何针对霍桑工厂的负面意见。而且让他感到惊奇的是，既然访谈是匿名的和保密的，那么报告里为什么没有任何人提到过工团主义，也没有人提出一种改善工作条件的途径，即公司在采纳了员工的建议后给予员工奖励。他得出结论，在通常情况下，工人在工作中很少提到对他们十分重要的事情，他们往往说的是易于描述的以及在很大程度上肤浅片面的事情。所以，他建议研究人员应该像其他人以前做过的那样，使用调查表来获得稳定的以及在统计上合理的信息。
科恩豪泽也关注应用问题。既然员工的陈述方案旨在提高工人对工作条件的控制，那么他不太清楚的是，研究人员的方法是否比这个方案更可取；他也不知道，该公司将真正按照员工在访谈中表达的抱怨采取行动，还是倾向于置之不理。而且，虽然报告中的例证生动逼真而且显然达到了目的，但是，在管理人员的培训中使用案例和会议方法并不是一个创举。
普特南认为科恩豪泽的评论比较有趣，他请梅奥谈一谈看法。梅奥说，这些评论是消极的，因而是无益的；一般而言，这些批评旨在保护作者的工作，使之免受想像中的攻击；由于科恩豪泽试图“誓死捍卫……”这个调查领域“唯一的和独占的权利”，所以和他开展友好合作将是困难的。梅奥写道，科恩豪泽对严格的实验控制的偏爱，就像亨德森的研究所证明的那样，是“极度贫乏的和徒劳无益的”；在与人有关的实验中，研究人员必然行进在发现管理新概念和新技术的旅程上。普特南的疑虑被梅奥的话所打消了，并被告知，科恩豪泽在提出批评时令人愤怒的态度使他失去了大多数人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