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在医科学校的早期失败经历，使这种认同感蒙上一层阴影，致使希望得到认同的这种渴望变得扭曲了。所以，每当有医生接受或者拒绝他的工作，或者对他表现出漠不关心时，他就会反应过度。而且，对于没有任何常规或明确原因的小灾小病，他作出的心理学解释，尤其是精神分析解释，都招致澳大利亚医学界和学术界人士的强烈抵制，从而加剧了上述困境。布里斯班的著名医生洛克哈特·吉布森（J．LockhartGibson）就对梅奥的工作有所怀疑。不过，外科医生米汉（Meehan）大夫虽然也持怀疑态度，但是在梅奥短暂治疗过的一名患者身上，他看到了轻度催眠的价值，于是决定去听梅奥在昆士兰大学讲授的心理学课程。这让梅奥欣喜地预见到，如今他“领先洛克哈特一筹”。在梅奥离开昆士兰以前不久，在一次由一百位名人政要出席的重要宴会上，只有两名学术人士得到了托马斯·罗滨逊（ThomasRobinson）爵士的邀请，他就是其中之一。在这次宴会上，不知什么原因，梅奥一家的老朋友伊斯比尔·多兹（EspieJ．Dods）医生故意怠慢梅奥．，而且不止一次。当时多兹医生已经退休了，所以这种切肤之痛的冷落，他的在场，以及在很大程度上无意识的罪孽感，全都合在了一起，让梅奥领会到一种陈旧的观念，即由于曾经在医学上失败过，因此他也许永远无法摆脱和超越渺小感。
这时，一篇报告出现在悉尼的《周日时报》（SundayTimes）上。这是一篇讲述拉尔夫·诺贝尔（RalphNoble）医生在拉塞尔·李医院对新南威尔士州神经衰弱患者开展神经病学治疗和研究工作的报告。这篇文章列举了许多弹震症病例。梅奥曾经为其中～名患者治疗过，另一名患者也曾按照他的建议成功地被治愈了。然而，这篇文章却根本没有提到过他的贡献。他被这种遗漏“逗乐了”。他这样写道，他高兴地看到，“或许我有所帮助。看来，这里（布里斯班）的气氛不同——只有对我非常好的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例外”。梅奥曾就疫苗在治疗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向芭芭拉的医生提供了建议。这一次，梅奥愉快地从妻妹芭芭拉那里获悉，她的医生对这个建议颇有同感。有一次，墨尔本一位医生寄来一封信，他向梅奥询问他是否可以送一个病人让梅奥看看，这个病人梅奥曾在上一次访问墨尔本时见过。信中附上患者姨妈写的一张便条，该便条上说，梅奥非常了解患者的问题，她以前见过的医生比梅奥差远了。
对梅奥的赏识来自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1921年夏，他在墨尔本遇到了乔治·皮特一里弗斯（GeorgeH．L．F．Pitt-Rivers）上尉。皮特一里弗斯是澳大利亚联邦总督福斯特爵士的私人秘书兼助手。他像马林诺夫斯基一样，也成为梅奥的朋友，对梅奥的工作极为钦佩。在牛津大学获得理学学士学位（B．Sc．）以后，皮特～里弗斯担任心理学会（PsychologicalSociety）主席。后来奔赴战场，在皇家龙骑兵团担任上尉，并身负重伤。康复后，他成为麦克杜格尔的研究助理之一，从事心理学和社会人类学的专门研究。他从心理学角度撰写了一篇关于预言俄国革命的短论，当这篇短论于1920年发表时，评论如潮。他娶了福斯特爵士的女儿，并在后来加入了福斯特爵士的私人参谋队伍。在他从墨尔本前往新几内亚和俾斯麦群岛作8个月的户外旅程中，皮特一里弗斯和梅奥吃了一顿饭。他对《民主与自由》中的心理学应用逐渐热情起来，并表示将在他的著述中引用这本书。他相信，梅奥的研究遥遥领先于英国的同类工作。他对这本书的赞赏让梅奥感到飘飘然，但梅奥还是认为皮特一里弗斯下结论过早——在了解细节以前就认为这部作品很有价值。“总之，我想我拥有了一个新朋友——一个好朋友，这多让人激动啊！”
梅奥针对皮特一里弗斯对自己作品的兴趣所表现的矛盾心态在当时还不能完全得到解释。梅奥不知道的是，皮特一里弗斯是为英国情报局（BritishSecretService）而来澳大利亚的，以刺探澳大利亚安全工作的最新构成，人类学工作只不过是他的掩饰。梅奥的工作之所以引起他的兴趣，是因为它支持了皮特一里弗斯对革命的反感，证实了他对于布尔什维克利用民主制度的怀疑。有一次，为了能够在悉尼多梅恩公园（DomainPark）举行的一次公共集会上收集到情报，皮特一里弗斯装扮成一个同情共产主义的人。他还受到了来自通神论者、炼金术士、共济会成员及女权主义支持者的威胁。他提出了一项对策，政府应该组建一个社会安全与研究咨询局，并援引梅奥的《民主与自由》来支持这项提议。皮特一里弗斯是一个排犹分子，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变成了一个亲纳粹分子，再后来他以危及国家安全的罪名被捕入狱。梅奥之所以对他半信半疑，大概是由于他感觉到这是一个心胸狭窄的极端分子。最终，梅奥了解到的是皮特一里弗斯的极端主义，而不是他的间谍活动。
墨尔本1921年之夏，梅奥同意为安布罗斯·普拉特（Ambrose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