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斯班的大主教断定，对于信念的真实性，普莱斯的布道从正面强调得非常少，而谴责得非常多，所以他于1910年要求普莱斯辞职。主教会议支持普莱斯的观点，提请大主教重新考虑他的决定。大主教赞赏普莱斯的坦率和正直，但他还是拒绝更改原来的决定，所以普莱斯离开了澳大利亚。1911年，普莱斯重返澳大利亚，成为一名活跃的现代主义者，并高度赞扬一种新的宗教精神：力图以科学真理和批判精神来重申古老的宗教信仰。1920年3月，在第一届道格拉斯·普莱斯纪念演讲会上，梅奥的同事梅雷迪思·阿特金森追随普莱斯的思想，发表了题为“伦理与宗教在教育中的地位”的演讲。
梅奥的演讲也追随了普莱斯思想中的一般主题。他采用了一种把宗教信仰与实践相分离的观点，并谈到了心理学研究和人类学研究。这些研究表明，在众多的实例中，青少年时期的宗教皈依体验涉及了一种不可抗拒的罪孽观，以及一种不完整和不安全的感觉，还有一种对群居世界和物质世界的不现实感。垂头丧气和病态的反省接踵而至，对群居世界中的真正兴趣减少了，个人变得执迷于自我，丝毫不关心他人。接着，突然之间，兴趣转而向外；内部省视让位于内心的宁静，自我变成宇宙万物的一部分，青少年屈从于上帝，古老的爱憎被放弃了，信仰进来了，外部世界得到了接纳，新的精神洪流喷涌而出。可是，事情并非总是如此。梅奥集中讨论了罪孽观，以及它在反常的心理生活中，尤其是在强迫性神经机能病中的角色。梅奥宣称，如果罪孽观再加深对种族能力的过度抑制和对社会生活的约束，那么很可能永远也理解和掌握不了它，这就有可能产生心理的不健全。如果宗教想要对正常成年人的健康发展有所贡献的话，那它就必须帮助青少年解决罪孽观的心理问题，而且在宗教皈依期间，不要单纯为了得到教会的信徒而利用他们。鉴于此，教会领导人应该研究人性的体验，信奉一种给予上帝和宇宙以完整感的宗教，并由此在人们的心中培养出这样一种远见：追求对自身的了解，建立一个更美好的社会秩序。在后面一些观点上，多萝西娅提出了独特的想法，梅奥用它们修改了讲稿，以便出版。
1921年底，梅奥出席了工人教育协会学生和教师联谊年度宴会。在祝酒会上，他回顾了工人教育协会在英国的发展历程，讲述了澳大利亚工人是如何克服他们对昆士兰大学与该协会关系的早期怀疑的，并表示该协会做了许多极为出色的工作。一周以后，他在工会会所作了他在布里斯班的最后一次演讲。他希望演讲出色，因为澳大利亚工党州际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他决定作“一番总结”，然后重申心理学研究对工业秩序的必要性。他只讲了一个多小时，之后，针对三名批评者的意见，他给予了答复，以此来取悦听众。一名批评者试图嘲笑梅奥，说他颠倒黑白。这个批评者刚要“射出”猛烈的“炮火”，梅奥却截口答道：“很好，先生，我与你有同感，我们当中的一个人确实颠倒黑白！”批评者困窘不已，整个大厅哄堂大笑。梅奥写信告诉多萝西娅：“我就是爱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