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奥声称，在澳大利亚，用错误的政治措施治疗经济“疾病”的现象十分突出。行业工会主义变成政治工会主义，其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而且，虽然澳大利亚工党的目标——工人大联盟——对于实现人道的工作条件是必要的，但是社会后果却让人遗憾。工业不平和冤屈突然爆发成为政治问题，每一项产业职能都忘记了自己的社会目的；1917年爆发的新南威尔士铁路大罢工就是最恰当的例子。工党和自由党没有表现出彼此共同的理解、逻辑和动机；相反，传统的自私情绪主宰并塑造了他们的态度。自由党的资本主义假定，高超的技能使人有资格独占所有权和产业中的支配权；而工党的工业主义对所有的技能则漠然处之，并在不具备管理工业问题知识的情况下赞成对工业实施民主控制。
梅奥宣称，政府及其政治家对社会活动应该持有不参与和批评的态度，而且只应给予道德上的批评，但政府却反其道而行之，它通过联邦仲裁法庭（CommonwealthArbitrat，ionCourt）使工业的社会分裂状态合法化。当仲裁鼓励对公共问题进行理性讨论的时候，它才是合理健全的，然而，在澳大利亚，仲裁法庭却假定两党之间不可能存在共同的利益，而且强行插入两党之间来主张公共利益。它鼓励工人只考虑“主张的逻辑”，却让工人忽视工作的技术问题；它提供了一份冗长的、难以理解的工作条例，而这些条例禁止合作，阻止社会进步，扼杀进取精神、领导才能和个人的公民身份感。
在梅奥看来，托拉斯和工会都对社会团结怀有某种期望，因为它们消灭了众多小的竞争者，抑制了阶级斗争的思想。在这样的垄断集团中，可以发展一种社会职能意识，因为大型社会组织要求其成员接受一种豁达的世界观，放弃政治意识形态，强调合作而非仇恨。很少人持有与梅奥相同的主张，大多数人怀疑工会和托拉斯会鼓动阶级利益和阶级斗争而不是工业和谐。
最后，对于澳大利亚各大学强调法律和医学专业的教育，而甚少关注经济学和技术的问题，梅奥提出了批评，后两者研究的恰恰是社会和工业问题。他还提出，如果澳大利亚想要如愿以偿地实现一个稳定、统一和文明的社会，就必须更多地依赖于对促进社会团结条件进行的科学研究，而更少地依赖于政治家的非理性。
这两篇演讲稿得到了极大的关注，并准确地按原文顺利地登载于《布里斯班信使报》（BrisbaneCourier’）上。但让他失望的是，大学同事中关心者寥寥无几，因而梅奥没有让学校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他的演讲稿。“人确实需要某种利益的激励……可是多年来，我得到的这种激励却并不多”，他写信告诉多萝西娅。对梅奥的想法感兴趣的是来自远方的友好同事、亲密家人以及地方工会会员。悉尼大学研究班主任、工人教育协会澳大利亚分会会长梅雷迪思·阿特金森（MeredithAtkinson）希望梅奥为他的一部新作写一章。多萝西娅母亲对这些讲稿大加赞赏，甚至希望在它们付印后散发若干副本。马林诺夫斯基写来了一封令人振奋的信，另一位远方朋友则寄来了一份个人评论。梅奥向全国妇女理事会（NationalCouneilofWomen）一个小群体发表的讲话也得到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这些事情汇合在一起唤起了梅奥对这一工作的热情。此外，他再次在工会会所大有所获。他应邀发表关于工业和教育的讲话，当他到达的时候，数以百计的人们热情等待并洗耳恭听。在梅奥看来，工人教育协会已经在昆士兰恢复了地位。听众仔细聆听了他对文学和社会科学各学科的规划的描述，当他最后宣布“教育的职责是要打破习惯、传统和社会环境的枷锁”时，顿时欢声如雷。梅奥把这次演讲称为“澳大利亚的政治觉醒”，并在修订后于1918年3月初把一份副本寄给了阿特金森。
1918年3月，昆士兰州工党政府任期结束，选举的主要议题是工党的社会主义方案的效力。面对极高的通货膨胀，政府慷慨地把钱花在州属企业上面，例如畜牧场、屠宰场、保险和银行业等。澳大利亚其他各州也尝试了相似的方案，但都没有成功。工党的对手、昆士兰国家党（QueenslandNational-istPaIty）预言，如果工党再度执政，财政灾难将不可避免。竞选活动极其古怪的后果，对于梅奥把精神分析心理学应用于政治问题，以及使它们成为他在美国早期工作的基础的想法，均产生了特殊的冲击。
工党出乎意料地以二比一的多数票赢得了选举。起初，梅奥对这一结果并不怎么上心，因为他妻子的叔叔是一名国家党候选人，在梅奥看来，国家党人肯定会败落，因为他们的竞选很糟糕，他们着重于工党领袖的个人缺点，推举了糟糕的候选人，并没有对工党的州属企业提出建设性的批评。不过，在稍后，梅奥对政治家和投票者的非理性及选举心理进行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