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的是，他不轻易讲课。他怎样打发时间是一件需要推测的事情。问题或许很简单，梅奥基本上是一个懒散的人，他设法躲避新教徒的工作伦理所带来的压力。
梅奥就“罪孽观”及其对人们的影响著书立说。他也对固执思维感兴趣。梅奥追随皮埃尔·让内的心理学思想，创立了幻想理论，罪孽观和固执思维便是其中的一部分。我猜想，梅奥是从自己的内心体验中认识罪孽观和固执思维的。对于内疚造成的破坏性后果，有些人的解决办法是投入到活动之中，努力地工作，希望获得某种救赎。至少，努力工作减轻了负罪感带来的焦虑。所谓的星期天精神病证实了活动在逃避内疚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但是，很清楚，梅奥并没有利用努力工作所提供的机会以逃避不快的内心世界。或许，这种出于防卫的回避行为提供了一个透视埃尔顿·梅奥的内心和人格的线索。
看起来，不论其幻想的内容如何，梅奥都被它们所吸引了。当有人认识到梅奥只有很少的知己的时候，这种可能性就更大了。他远离妻女时间很长，而且不允许学生靠他太近。他喜欢在自己身上营造一种高深莫测的氛围，这是否与他在儿童和青年时期的经历有关，还是个未解之谜。不论他寻求特立独行的方法如何，他都回避人们可以从以下行为中享受到的舒适和满足：从属于某个专业，获得认可，从其他人对于某个领域的出色工作所给予的敬重中受益。他对私密性——以秘密为界——的渴望使人们难以了解这个人，不过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可以作出某些一般性的观察甚或推测的。
对于大多数患有强迫症人格的人们，其思索的内容隐藏了那些由以流露其冲突的线索。最重要的是，他们利用缜密的思维来压抑情绪。在大多数极端形式中，强迫症患者迫使自己如此地执着于自己的想法，以至于当行动的时机来临之时却无能为力。但是，尽管存在着“思维隐藏情绪”这一事实，但固执想法的内容却并非没有意义，行动就有如一个用符号来产生和隐藏意义的梦，虽然对大多数人而言，强迫性思考是一个病症，但是就有智慧的人而言，它也可能是提供一条从事创造性工作的道路。虽然心理学提供了对于天分的有限理解，但是以下也可能是真实的：一旦一个有才能的强迫症患者克服了与其内心想法有联系的恐惧以后，那他就有可能开始利用这些想法为他的工作服务。但是，并不一定要根据传统途径来定义这项工作。
至于说梅奥完全熟悉他的幻想，设法理解它们，然后用它们构建一个他在哈佛商学院和工厂研究中所扮演的全新角色（工业界中的治病术士），对此我是深表怀疑的。梅奥力图使这个角色成为管理实践的内在部分，正是这种想法引起了罗特利斯伯格的兴趣，并引导他用非指示性的咨询法对人们加以训练。“治病者倾听时使用移情作用”的思想开始渗透到哈佛商学院的课程当中，尤其是在有关人的关系的课程之中。不久以后，这个思想就可以应用于教室中的集体精神动力学了，而且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开始，它激起了众多教职员工和学生的想像，直至20世纪60年代初期，这个思想才因承受不了自重开始轰然倒塌。
就此而论，对埃尔顿·梅奥和科特·勒温（KurtLewin）作一番比较将是学者们感兴趣的事情。这两个人都充当了社会改革的先锋，却在各自的工作中运用了不同的理论和方法。科特·勒温是一名德国哲学家，为了逃避纳粹分子的迫害而移居美国。他发起了集体动力学运动，这个运动在工业研究和实践中也找到了用武之地。有一个思想把梅奥和勒温拉到了一起。这是一条把工作场所中的有害因素排除掉的原则，以便为人们提供一个排遣专制重压的“泄洪口”——当人们面临即将的勃然大怒或者因开始失控而体验到无助感的时候就会产生这种压力。吸引梅奥注意力的关键想法是改变权势人物的做法以体现治疗的功效，这在某种关系中是有可能的。这个想法也吸引了战后岁月人际关系运动中大多数参与者的关注。
但是，人际关系的践行者给出的“药方”遇到了另外一种模式，这种模式旨在用大不相同的方法处理相同的问题。美国劳工运动以一种敌对的眼光看待梅奥的工作。美国劳工运动的目标是确保抗衡性的力量，使工人在谈判桌上能够与资方平起平坐，从而维护了独立性和控制感，这对于工人的经济福利和心理平和都是必要的。在人际关系践行者的工作当中，劳工运动中有才智的领导人看到了一种杜绝工人政治动机的方法，这个方法带来的后果（不论有意与否）是提高了工人在管理上的独立性。作为一种工业心理学理论在实践上的应用，人际关系运动之所以未能坚持下去，抗衡性力量的解决之道以及经由政治活动进行斗争的决心也许可以提供解释。但是，美国进退维谷的竞争现状却暗示了，如果我们的工业社会要健康发展，就必须进行一场更深层次的革命。经济学法则和市场都不具有人格，虽然常常很残酷，但却是现实的。如果在资方和工人之间对话的唯一形式在于力量的对抗，那么也许我们就不得不忍受一段经济衰退期，而这样的衰退期自大萧条以来是我们所没有经历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