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局面体现了难以与人相处的氛围，哈佛商学院全体员工正是在这种氛围中奋力度过了20世纪50年代的。例如，我必须巧妙灵活地应对坎布里奇鸡尾酒会上的闲谈。在此类闲谈中，愚蠢的女士们会耸人听闻地问我：“哎呀，您在忙碌学院工作啊！您究竟在那里干什么呢？”她们用这种高亢的嗓门来表现这个社区对我们正在涉及的工作的蔑视。面对这样的嘲讽，我们大多数人转而奋发图强，培育了一种巨大的凝聚力，然而，其代价是与知识分子界的隔离。
面对这种蔑视，唐翰自有应对之道；同时，还发展工商教育，支持那些引领这种发展的人们的成长。对于如何一石数鸟，唐翰拥有敏锐的嗅觉，从而吸引着自己的追随者。这些追随者都是些知识分子，在哈佛和更广泛的学术界拥有崇高的威望，例如，唐翰购买了赫伯特·萨默顿·福克斯韦尔（HerbertSomertonFoxwell）的早期经济学著作集；在商人克劳德·克雷斯（Claudew．Kress）的财务支持下，他在哈佛商学院贝克图书馆（：BakerLibrar-y）建立了克雷斯珍本收藏室。事实上，他一手创立了贝克图书馆，该图书馆是同类机构中最大的一个。在一个致力于案例教学法的学校，上述二者算得上是破格之举了。唐翰的计划是在哈佛大学赢得工商教育的学术地位，创办图书馆只是其计划中的一部分。唐翰之所以把埃尔顿·梅奥从宾夕法尼亚大学罗致到哈佛商学院，是因为这个举动马上赢得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吸引劳伦斯·亨德森教授也来到商学院，并得到了大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这个富有同情心的贤明人士，真可谓一举多得。通过聘用梅奥，唐翰赋予其信念以实质性的内容，他的信念是，对于工商教育和商业领导人的工作来说，没有什么比理解人的关系更重要了。
关于唐翰的远见卓识，尤其是关于梅奥为创建实质性人际关系方法所做出的贡献，学者们会争论不休。但是在辩论的时候，我们应该把当时的背景牢记在心才能得出以下结论：梅奥的方法过于简化了。
在他到哈佛商学院以前，梅奥的幻想理论就已基本成形，其工作业已展开。他虽然没有发起西部电气公司的研究，但却指导一项正在开展的计划，并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建议和阐释。他在哈佛期间发表的作品包括了观察资料和理论，但是其目的主要在于劝说从业者进入工商管理领域，说服工商管理领域的教师，使他们改变他们对工作和管理的看法。在西部电气公司的研究之后，梅奥几乎没有提议开展其他研究。他鼓励发表这些研究的成果，但却没有选择以作者身份参与其中；相反，他把写作留给弗里兹·罗特利斯伯格（FritzJ．Roethlisbergel·）和威廉·迪克森（WilliamDickson）。他的影响看来始终是间接的，他在这一方面很少具有主动性。
在哈佛疲劳研究实验室（HarvardFatigueLaboratory），梅奥和亨德森合作开展研究，但是几乎没有得到什么发现和结论。梅奥对这项工作的兴趣或许是半心半意的，一方面，他对平凡研究和细致观察的重要性表示拥护，另一方面，他又不抵挡不住“大图景”的诱惑——这种爆炸性的事件虽然让人兴奋，但却不一定鼓励人们进行至关重要的观察和判断。以下陈述就是上述观点的典型反映：“如果我们的社会技能与我们的技术水平保持同步发展的话，那么就不会爆发另一次欧洲大战了。”这段话代表了梅奥富有魅力的风格。不过，很显然，它是经受不住仔细推敲和对历史有判断力的阅读的。它简单化到了令人惊讶的地步，一个多么冠冕堂皇和颇具诱惑力的陈述啊！他让管理者们心跳加速，为管理者的日常实践给予了一幅远景——或许是第一次！如果创立一门专业学科的工作之一是为其成员设立一个远大的理想，那么可以说，梅奥的这种风格把唐翰的事业往前推进了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