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干扰这种过程，其范围从为工人量血压并让他们说出他们头脑中的想法，到建立工作和休息的节奏、在休息阶段让工人有机会彼此交谈。梅奥在卡尔·罗杰斯（callRogers）以前就采用了非指示性面谈法，其主要意图是在孤独的个人中建立起人性的交往。
我在前文已经指出，梅奥的做法既不神秘也并非不可思议，他只是利用了移情的力量来影响他所见到的人们。为了避免遭受到人们的谴责，他只在工人身上使用移情作用——工人可能易于被诱导到依赖关系。后文将清楚地表明，管理人员也易于受到移情作用的影响，并对这个说话像英国人而袖子上别一块手帕的古怪家伙给予了非同寻常的信任。
考虑到他在各所大学度过的诸多岁月，梅奥的著作堪称为一份微薄的遗产。在阅读完其著作后，关于梅奥认识到自己正在使用移情的作用对工业实践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行革新，我是有所怀疑的。梅奥宣称他强烈反对弗洛伊德的思想。他在一封信中坦承，他不再相信弗洛伊德学说。事实上，他或许从来就没有相信过弗洛伊德学说。由于对移情作用理解有限，或许梅奥在情绪上也受到移情作用的影响，其程度就像受他摆布人一样：他们安静地坐着，梅奥给他们量血压，只是慢慢地开始向他们的内在想法和感觉灌输话语。
不论是在诊所还是在工厂，对移情作用的系统研究使人们觉察到各种变动把人们彼此约束在一起的情绪。它还提供了一剂“良药”，防止有人倾向于通过获取甚至控制人们的情绪来操纵人们。然而，梅奥决不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要么他对正在使用的工具的威力一无所知，要么他相信与他实施治疗的附带后果相比，工厂所造成的心理隔离状态更为危险。
梅奥对精神病理学以及他提议和施行的治疗法所持有的这种过于简单化的观点，还存在另一方面，他的策略是寻求复杂事实和应用简单的理论。这个策略或许解释了他受到神经病学家皮埃尔·让内的吸引的原因。然而，正如精神病学史所证明的，在19～20世纪精神病理学家的“万神殿”中，让内只是一个二流人物。让内提出，癔病诸症状是由催眠状态所导致的——由于某些不明的机体因素，某些人易于进入催眠状态。梅奥采纳了让内关于催眠状态和易受暗示性效应的理论，并把它们应用于工业场所。他相信，使个人易于陷入似睡非睡幻想状态的并不是机体因素，而很可能是工作场所的社会交往隔离状态以及工作本身的重复性质造成的结果。然而，对于某种幻想的内容梅奥很少详加说明，或者由于上述原因很少进行系统的调查，用以寻求其涵义并鉴别其内容中哪些是有害的；相反，梅奥寻找它们的社会原因，尤其是在重复性工作活动的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纽带的缺失。对于工业文明中的这些人性问题，梅奥开出的处方是从他的理论中得到的，但是，在其策略中，要点在于保持理论简单。在本序言的后文中，我们将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是，这个策略对某些人的后果，包括追随他的访谈人员以及努力运用其治疗方法的从业人员。我们将会看到，应用移情作用治疗任何疾病都会遭遇到进退两难的局面，其中之一就是治疗效果的问题。通常，只有施加移情作用的人在附近时才能让移情持续起作用，承诺才成为持续的希望源泉，即治疗效果才能维持。对于处在其人格影响之下的人们，梅奥并不拥有把这种影响维持下去的力量，这同其他许多施加移情作用的人是一样的，不论他们是在他之前还是在他之后。
简单理论外加复杂事实，梅奥的这个准则使他能够传递一个信息，能为实业家提供耳目一新的思想，用以对抗广为流行的支配工业管理理论和实践的科学管理计划。在提供这些鲜活思想的过程中，梅奥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哈佛商学院找到了强有力的同盟：院长华莱士·布莱特·唐翰（Wallace：BrettDonham）、生理学家劳伦斯·亨德森（I~awrenceJ．Henderson）和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AlfredNorthWhitehead）等。梅奥的其他支持者还包括他的朋友、有天分的人类学家布罗尼斯劳·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Mali—nowski），以及儿童心理学家让·皮亚杰（JeanPiaget）——梅奥主要是从其作品中了解他的。后面这几个人从社会科学方面为其现场工作方法、简单理论以及复杂事实的策略给予支持。
华莱士·布莱特·唐翰是哈佛商学院第二任院长，作为一个律师兼银行家，唐翰的法律教育和实际事务的经历促使他强烈支持商学院全体教员使用案例法开展教学工作。梅奥的临床经验以及对现场研究的提倡，与唐翰对案例法教学的热心不谋而合。不过，唐翰的工作远不止于促进一套得到全体教员热烈拥护的教学方法。在当时，工商管理缺乏深度，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被束缚在经济学理论和实践艺术上，使其领域较狭窄，在智力上不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工商教育被知识分子界嗤之以鼻，这往往把商学院全体员工置于防御的境地，或者很可能更糟糕的是，致使他们摆出好斗的反知识分子的架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