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自欺欺人的对自己说‘乾隆是汉人，他的王朝也是汉人王朝’。这不扯吗！”
米兰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
这时，李国立却忽然鼓起掌来，赞赏地说道：“精彩！阿成，你这观点很精辟嘛，怎么能说只看了个大概呢？那你觉得这本书还有什么可取之处吗？”
说到这里，姜成索性也就豁出去了：“那是当然，虽说我个人看不上《书剑恩仇录》这本书，但它的确还是一本经典的武侠小说。作为金庸先生开山之作，金庸先生成功地在书中突出描写了自己所崇尚的侠文化。一般的侠，体现在以武功来扶善锄恶，扶危济困，打抱不平。这虽不及大侠的旨归宏远，但本质上仍然是入世的，呈现了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不过上古时代中国的侠似乎并不具备后来的、其实只有在文学中才完备的道德理性。司马迁的《游侠列传》中的人物，主要是感恩知报，重然诺，轻死重义。他们的人生纯粹是为私人恩怨的，不怎么计较是非。其中许多人，成了私债的奴隶，只好以死偿之。这种侠，很个人化。大约他们对个人的尊严看得十分重，收受了他人的恩惠就会觉得自己的人生有了亏欠，要不惜一切代价把心理的亏欠摆平才安心。以私人的方式——武力干预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即韩非子所谓“儒以文乱纲，侠以武犯禁”。后世的侠，要普遍地助危济困，并不限于报答和自己有特殊关系的人，所以更有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色彩。金庸先生创造的武侠就属于后一种。不管到了哪里，路见不平，就需出手干预，不管和自己是不是相干。用金庸小说中人物的话来说就是“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种武侠形象的形成和普遍化，大约与清官一样，是由于现实社会中人们对于不平等现象的无能为力，因而寄希望于那些具有特殊人格、能力的人们。
陈家洛这个人物，虽然我看不上，但他身上还是有着金庸先生笔下的侠之美德。即任重道远，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气节，托孤寄命、临大节不可夺的操守。
而且在小说中，我们还可以看到金庸先生对中外各种古今文化的交融。这体现了金庸先生对古老中华传统文化的迷恋，包括对琴、棋、书、画、医、武诸艺，儒、道、佛诸学的倾倒，但也不乏对新文学以及西方艺术手法的借鉴。如金庸先生对小说中人物的描写，便吸收了许多古典长篇名作的手法，形成了他独有的浑穆蔼然、从容超俗的总风格。《红楼梦》写家境方面的细腻入微，写情爱方面的含蓄和美与天真浑朴，对金庸小说影响极大，从章法到人物出场都可看出。尤其是侠义门派之间的争斗，或运筹帷握，或揭竿而起，或携敌入室，或化仇为友，明显是罗贯中惯有的手法。江湖行侠，仗义行武，尤其是对现世相的刻划更切近《水浒传》梁山泊群图。而在《书剑恩仇录》中的香香公主喀丝丽身上，我们还能看到《荷马史诗》中的著名美人海伦的影子。这些细节，让我们认识到金庸先生出众的才华以及金庸小说中古今中外文化的交融并蓄。
还有，在《书剑恩仇录》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现代意识，如对传统女性形象的颠覆，这体现在霍青桐和香香公主这两个与众不同的女性角色身上；如民族平等思想，这体现在书中多民族文化的描写；如无根感的描写，书中主要体现在‘家’的缺失，即父亲形象的缺席，也就是主角陈家洛自幼丧父，带来了存在根据的缺失。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这本小说中包涵着迷人的文化气息、丰厚的历史知识和深刻的民族精神，这些都是这本小说的可取之处。”
话音落下，在场四人都鼓掌致敬。
胡歌忍不住在心里想到：我何时能有这份见识？
李国立则忍不住说道：“真是太精彩了！一番话，由浅入深，涵盖了方方面面，把小说中的各个闪光点剖析得淋漓尽致，这要还是没有深入研究过，那那些研究金庸小说的专家学者都可以回家种地了！”
姜成谦逊一笑：“都是小子浅见，当不得李老师如此赞誉。”
“不然！”蔡艺侬抢先说道，“为了改编《书剑恩仇录》，我们可找了好几个知名学者，可没有几个有阿成你这份见解独到，把优缺点都分析到了。阿成，你就是太谦虚了！”
“是啊！”李国立也点头同意，“那么，阿成，你觉得要是把《书剑恩仇录》拍成电视剧，如何能把它拍好？”
“那自然是要扬长避短，”姜成不假思索地说道，“我刚才已经说了小说中的几点不足，只要把它们一一补足，再加大其中的闪光点就行了。像主题思想，既然我们都知道了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那就在这方面多下功夫。将红花会的各个当家都塑造成英雄，加些英雄事迹的细节描写，在另一方面又要突出清政府的残暴无情，在其统治下的各族人民生活的艰难，以表明‘反清复明’是必须要履行的崇高使命。而对于男主角陈家洛，则放大他人性中的光辉，既然他成不了枭雄，就努力把他塑造成盖世英雄。在其做各种艰难抉择的时候，多加几个心理描写，让观众代入进去，了解他的不容易，这样一些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