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致泄漏，清廷定立了一整套保密制度，使奏折制度更加完善起來：1、撰写人须亲自书写，一般不许他人代笔，写成后不得外传，否则治罪，2、由宫中制作皮匣，配备锁钥，发给具奏官员，专门用作储藏和传递奏折，3、督抚以上大员的折子，派专人送到大内乾清门，交内奏事处，直达御前，而不像題本交通政使司转呈；一般官员的折子，亦差专人送到雍正指定的亲信大臣处，由他们代呈，代交人当然无权知道折子的内容，雍正帝阅毕，作了朱批，折子由原渠道发回，4、收回朱批奏折，康熙在位期间，奏折御批发还具奏人后，尚无缴还内廷的规定，雍正一登基，便下令内外臣子将朱批奏折全部查收呈缴，不但前朝奏折需交回，嗣后朱批发还本人看过之后，即需交回，由于实行了缴本制度，不但有效地防止了泄密事件发生，而且为后來保存了丰富的史料，5、加强军机处的保密工作，规定：皇帝召见军机大臣时，太监不得在侧；每日承领事件人员，未到传领时间不得进入军机值房；严禁各衙门人员在军机值房台阶外及附近处所站立窃听；即使是高级的王公大臣，非奉特旨，也不准进入；自王以下文武满汉大臣，都不准到军机处找人谈话，同时规定各章京在工作中严格执行交接制度，做到手续慎密完备，特别是文书收发登记，必画押存查；个人承办的事情，均不许任意喧泄；不经由自己办理的事情，绝不许过问；撰写寄信谕旨，办理朱批奏折，都得在办公房办理；凡办理机密事件时，军机大臣指交一二章京承旨，在军机堂上缮写后，要将底稿押封存记，俟查办之事办完后再行拆封登档，如有泄漏，缮写文件的章京要受到很重的处分，
在奏折的内容上，较之以前，更为丰富了，其中最重要的是利用奏折商讨政务，雍正说：“本章所不能尽者，则奏折可以详陈；而朕谕旨所不能尽者，亦可于奏折中详悉批示，以定行止，”臣下可以将拿不准的问題提出來，请皇帝裁夺；皇帝对不了解的或不懂得的问題，可以询问臣下，以增长见识，作出决断，雍正朝的许多重大政事，如摊丁入亩政策等，就是雍正与有关大臣通过奏折反复筹商后定下來的，奏折用來讨论政事、决定政策，不仅使它有了新的生命力，而且使它成了推行政治的一种重要工具，由于奏折免去了中间环节的传递，又采用廷寄方法，不但能迅速递到皇帝手中，而且在皇帝朱批御旨后，又可直接发还上奏官员，马上付诸实行，从而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给清朝的政治带來了积极的影响，同时，由于奏折都是秘密进行，于是在直省督抚与司道之间，地方与中央，内廷与外廷之间，除正常的领导与被领导等关系之外，又形成了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大臣相互告密，皇帝的耳目遍布京内外，谁也不知道谁向皇帝打了什么小报告，中央部院和地方上的公私事件和人际关系，无论巨细，皇帝都可以从奏折中直接了解到，皇帝于是借助奏折整饬吏治，监察民情，发号施令，排斥异己，天下庶务总归一人处理，从而使封建皇权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因此，“在中国章奏制度史上，雍正一朝应该是最为多姿多彩的时代，而帝王对朱批运用的巧妙和有效，雍正也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了”，而这一切，张廷玉是功不可沒的，说这是他的大事业大功业，一点都不夸张，
在雍正朝，张廷玉主要从事的虽然只是文字工作，但由于他“周敏勤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这一工作上來了，因而“尤为上所倚”，雍正五年（1727年），张廷玉曾患小病，雍正对近侍说：朕连日來臂痛，你们知道吗，近侍们吃惊地问缘故，雍正说：“大学士张廷玉患病，非朕臂病而何，”八年（1730年），赏银20000两，张廷玉辞谢，雍正讲：“汝非大臣中第一宣力者乎，”不许他推辞，当雍正身体不舒服时，凡有密旨，悉交张廷玉承领，事后雍正说：“彼时在朝臣中只此一人，”（《澄怀园主人自订年谱》卷三）确实，允祥死后，鄂尔泰入阁以前，张廷玉在满汉朝臣中确实处于第一个被信任者的地位，被雍正视为股肱大臣，十一年（1733年），张廷玉回乡祭祖，动身前一天，雍正赠给张廷玉一件玉如意，并祝愿他“往來事事如意，”同时赠送物品及内府书籍52种，《古今图书集成》只印64部，独赐张廷玉2部，雍正还赐张廷玉春联一副：“天恩春灏荡，文治日光华”，后來张家年年用这副春联作门联，雍正临终前，张廷玉与鄂尔泰等同被顾命，命他日配享太庙，终清世，汉大臣配享太庙者惟张廷玉一人而已，
张廷玉任职年久，长期处机要之地，在雍正年间，他虽然“最承宠眷”，然而“门无竿牍，馈礼有价值百金者辄却之，”他在皇帝身边服务，担负的又是机要文字工作，深知言多必失的道理，因而处处小心谨慎，办事十分细致周到，他对黄山谷说的“万言万当，不如一默”，极其倾倒，表示“终身诵之”，少说多做，既是他立身的主导思想，也是他的为官之道，他以皇帝的意志为意志，默默去做，不事张扬，事成归功于人主，事败自己首先承担责任，雍正赞扬他“器量纯全，抒诚供职”，乾隆称许他“在皇考时勤慎赞襄，小心书谕”，作为领导人的秘书，这些确实都是很值得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