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湖州千年藏书史上一个凄美的片断，湖州，被王国维盛誉为“藏书之乡”，在其1500年的藏书史上，涌现了近百个大大小小的“藏书之家”，
湖州的私人藏书起步于南北朝时期，沈膦士七旬抄书数千卷，一直被视为佳话；而沈约则以“都下莫比”的两万卷藏书，被公推为“浙江私藏第一人”，湖州私家藏书的第一个高峰出现在南宋时期，先是沈思“千金散尽为收书”，继有叶梦得贮书石林精舍，再是陈振孙结撰私人藏书目录《直斋书录解題》，又有周密“书种”、“志雅”两堂藏书殿于宋末，后三者藏书的规模足可与皇家藏书相媲美，
明清时期，由于藏书之风的盛行和藏家们对版本的讲求，贩书业应运而生，湖城东郊织里一带的“湖贾”驾起一叶扁舟，罗致旧家藏书，再贩给新藏之家，來往于藏家与刻家之间，这扁舟也就有了“书船”之名，江南的条条水道，在他们的穿梭之下，成为星罗棋布的城镇间的书籍之路，可别小瞧了他们，明代著名小说家的名作“二拍”就是这些书商在看了其《初刻拍案惊奇》后，大为欣赏而促成的，其敏锐眼光绝不逊于今日的出版经纪人，
湖州同时也是当时重要的出版地之一，湖州的雕版印刷始于北宋时期的佛像佛经刻印，见于史籍或有实物存世的，有北宋《思溪藏》、《唐书》、《五代史记》等一批书籍，南宋、元、明雕版印刷常盛不衰，嘉靖以后，更与湖州书船业兴旺同步，进入极盛时期，据《明代版刻综录》统计，一百多年间湖州刊刻书籍多达四五百种，为历代之冠，而晟舍凌、闵二氏的套色印刷，是当时印刷技术的顶峰，其精印版本为近代藏书家所珍视，价值不亚于宋刻精本，清代盛行考据之学，编纂丛书渐趋高潮，湖州刻书印书持续红火，大多为家刻本和书院刻本，
湖州的私家藏书得地利之便，数百年间绵延不绝，茅坤、茅元仪、许宗彦、严可均等藉万册书而著述等身；刘桐、沈登瀛出秘籍以助友朋治学；徐献忠、董斯张、汪曰桢等则收集湖州地方文献修撰史志；臧懋循、沈节甫、姚觐元等汇刻丛书流惠后人；陈霆、周中孚、丁杰、张鉴等则编撰目录，订正古籍，条别源流，他们为文化的保存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清末民国初的南浔富商如刘承斡、庞元济、张钧衡、蒋汝藻等，广购天下名本，不数年间便聚成数十万卷巨藏，
千百年來，湖州的私家藏书此消彼长，不绝如缕，藏书家竭尽心血保存了祖国珍贵的古代文化遗产，促进了古籍整理各学科的发展，许多人藉藏书在史学、文学、经学等方面开展了卓有建树的研究工作，以汇刊丛书的方式使一批稀见古籍得以广泛流传，
湖州的藏书史又是湖州学术史的一个缩影，湖州的学术传统与其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密切相关，苕溪两岸，桑林如廊，湖州的蚕桑之盛甲于天下；金盖山之东，湖荡池沼遍布，菱湖的淡水鱼养殖闻名全国，湖州沒有凛烈的朔风，沒有狂暴的海涛，沒有险峻的高山，沒有无垠的平原，有的只是舟车之利、鱼米之丰、蚕桑之盛，生活于此的百姓衣食无忧，谋生有道，菱湖之鱼、辑里之丝、练市之笔、双林之绢、织里之湖贾，正应了“湖民慧柔”、“性敏柔而慧，厚于滋味，急于进取，善于图利”（明《吴兴续志》）的评价，沒有严竣的社会危机，沒有激烈的生存冲突，湖州文人耽于安乐，勤于著述，拙于论辨性理，长于考订源流，不善玄思天地哲理，稔于辨析事物规律，因而，湖州文人的撰著与文化贡献，集中于史学、考据学、医学、算学、农学、水利学等领域，
推究湖州的史学传统，可以追逆到沈约撰著的《宋书》，在沈约以后武康姚察、姚思廉父子的《梁书》、《陈书》，也都是断代史的名著，一套“二十四史”，湖州人的著作就占去了其中的三部，地方志的修纂也在此时开其端绪，自山谦之《吴兴记》、张玄之《吴兴山墟名》之后，湖州历代方志修纂相沿成习，见诸文字记载的共有72部各类方志，诸如《[嘉泰]吴兴志》、《吴兴备志》、《[同治]湖州府志》、《南浔镇志》（汪志、周志）等堪称中国四千余部方志中的佼佼者，
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校雠、辑佚，又称考据学、朴学，因其朴实无华，不发明性理，只考究事物源流，在沈约《四声谱》之后，又有颜真卿來修《韵海镜源》，考据之学也渐成湖州的一大学术传统，唐有徐坚汇辑类书《初学记》，道宣撰佛典目录《大唐内典录》；宋有赞宁撰《内典集》于前，陈振孙著《直斋书录解題》于后；元赵孟頫作《老子注》、《庄子注》；明有董斯张《广博物志》、闵齐仅《订正六书通》，到了清代，考据学大盛，湖州学者在各个具体门类均有重要撰著，如舆地有胡渭的《禹贡锥指》，目录有周中孚的《郑堂读书记》、陆心源的《皕宋楼藏书志》，文字有严可均的《说文校议》，金石有吴云《两轩彝器图释》，史考有沈炳震的《二十一史四谱》、《新旧唐书合钞》、施国祁的《金史札记》，校笺有郑元庆的《石柱记笺注》、戴望的《管子校正》，清晚期的俞樾则是考据学史上高山仰止的人物，其《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