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多次下达类似谕旨，一道紧过一道，即使有侥幸心理的藏书人，也不得不把所藏之书献了出来。
蛇既出洞，书既已献，藏书家就做不得主了。对于其中有“抵触”满清之语的“违碍”之书，本身的命运自然不消言说。据史料记载，在修纂《四库全书》过程中惨遭销毁的书籍达三千种以上。更有甚者，书的主人由此罹祸，在新罗织的文字狱里饱受煎熬。江西举人王锡侯因删改《康熙字典》，另刻了一本《字贯》，被认为“大逆不法”、“罪不容诛”，不仅所辑录的书籍全部被销毁，本人及其家属也被发配黑龙江为奴，与此案有关的一些地方官都受到严肃处理，真可谓“出洞之蛇任人打”了。为此，我们在了解《四库全书》作为文化巨献存在的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一举动后面的故事。正是这些不为我们熟悉的细节，让人体会到历史的残酷性。
《四库全书》的流传情况
从《四库全书》修成至今已有200余年。七部之中，文源阁本、文宗阁本和文汇阁本已荡然无存，只有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文溯阁本和文澜阁本传世至今。文渊阁本今藏台湾省，文津阁本今藏北京图书馆，文溯阁本今藏甘肃省图书馆。文澜阁本在战火中多所残阙，后来递经补抄，基本补齐，今藏浙江省图书馆。
《四库全书》（1773年）可以称为中华传统文化最丰富最完备的集成之作。中国文、史、哲、理、工、医，几乎所有的学科都能够从中找到它的源头和血脉，几乎所有关于中国的新兴学科都能从这里找到它生存发展的泥土和营养。从那时开始，作为国家正统、民族根基的象征，已成为中国乃至东方读书人安身立命梦寐以求的圭臬和后代王朝维系统治宏扬大业的“传国之宝”。《四库全书》共收书3460多种、79000多卷、36000多册，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其中“经部”分为“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等10类；“史部”分为“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等15类；“子部”分为“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等14类；“集部”分为“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05类。总共44类。为了保存这批精典文献，由皇帝“御批监制”，从全国征集3800多文人学士，集中在京城，历时十年，用工整的正楷抄书七部，连同底本，共八部。建阁深藏，世人难得一见。虽然由数千人抄写，但字体风格端庄规范，笔笔不苟，如出一人。所以，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看，都具有十分难得的研究、收藏和欣赏价值。后几经战乱，损毁过半，更使这套世界出版史上的巨制，成为举世罕见的无价之宝《四库全书》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一部官修丛书，是清乾隆皇帝诏谕编修的我国乃至世界最大的文化工程。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收书3503种，79309卷，存目书籍6793种，93551卷，分装36000余册，约10亿字。相当于同时期法国狄德罗主编《百科全书》的44倍。清乾隆以前的中国重要典籍，许多都收载其中。由于编纂人员都是当时的著名学者，因而代表了当时学术的最高水平。乾隆编修此书的初衷虽是“寓禁于征”，但客观上整理、保存了一大批重要典籍，开创了中国书目学，确立了汉学在社会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具有无与伦比的文献价值、史料价值、文物价值与版本价值。
纪昀（纪晓岚）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四库全书》正式开始编修，以纪昀、陆锡熊、孙士毅为总纂官，陆费墀为总校官，下设纂修官、分校官及监造官等400余人。名人学士，如戴震（汉学大师），邵晋涵（史学大师）及姚鼐、朱筠等亦参与进来。同时，征募了抄写人员近4000人，鸿才硕学荟萃一堂，艺林翰海，盛况空前，历时10载。至1782年，编纂初成；1793年始全部完成。耗资巨大，是“康乾盛世”在文化史上的具体体现。乾隆三十八年（1773后）三月，《四库全书》馆设立不久，总裁们考虑到这部书囊括古今，数量必将繁多，便提出分色装潢经、史、子、集书衣的建议。书成后它们各依春、夏、秋、冬四季，分四色装潢，即经部绿色，史部红色，子部月白色，集部灰黑色，以便检阅。因《四库全书总目》卷帙繁多，翻阅不易，乾隆帝谕令编一部只记载书名、卷数、年代、作者姓名，便于学者“由书目而寻提要，由提要而得全书”的目录性图书。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总纂官纪昀、陆锡熊等人遵照乾隆帝的谕令，将抄入《四库全书》的书籍，依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逐一登载。有需要特别加以说明的问题，则略记数语。此书于乾隆四十六年告竣，共20卷。它实际上是《四库全书总目》的简编本。中国古典文化典籍的分类，始于西汉刘向的《七略》。到了西晋荀勖，创立了四部分类法，即经、史、子、集四大部门。隋唐以后的皇家图书馆及秘书省、翰林院等重要典藏图书之所，都是按照经、史、子、集分四库贮藏图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