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伤，离开了工会。他去了墨西哥，见到流亡中的托洛茨基。回到芝加哥，他与一位同样想望自由的姑娘结婚，婚后一次出航，船被鱼雷炸沉，他在海上漂流得救。奥基随妻子前往意大利、法国，半路上见到战后的废墟，回顾自己以往的坎坷经历和可笑行径，渴望回到“新大陆”安顿下来。
小说以一连串失意事件嘲讽了主人公的自由理想。他幻想摆脱社会的约束，不受外界控制，又害怕失去什么。《晃来晃去的人》和《受害者》基调阴郁低沉，而《奥基·玛其》轻快流畅，主人公坎坷半生终于与社会妥协，自我讽喻之中透露出微弱的曙光。贝娄自己对这部作品感到满意，说他写这部小说时“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可以甩开膀子表达我的感情冲动了”。贝娄认为：“一个作家在自己天然的、深不可测的直觉大门打开时，就走上了正确的路子。”
《雨王汉德孙》（1959）也是用离奇的情节探索主人公的精神危机和出路。汉德孙继承了百万家产，但不满足于富裕的生活，到非洲去寻找他的生活意义。到了非洲之后，他有心做好事，但常常以坏事收场。例如，他为当地居民清除蛙害，不料破坏了水源。他的努力使人崇敬，又显得滑稽可笑，作者称他为“具有优秀品质的荒谬的探索者”。但是，主人公努力使自己有益于当地居民，为社会造福，无疑是贝娄积极的思想主张。
《雨王汉德孙》和《赫索格》（1964）都以主人公开始稳定的生活结束，不过《赫索格》更能表现索尔·贝娄“心灵的两个方面”：郁闷的一面和生气勃勃的一面。《赫索格》涉及许多社会问题，但是作者不对这些问题作直接的客观描述，而是通过主人公写信、内心独白和反思加以表述，重点放在小说同名主人公的灵魂如何受难。
历史学教授赫索格第二次离婚后精神受到沉重打击。他出现了使人不可理解的行为，例如讲课讲到一半，突然停下来写自己的心得；又如他给五十几个人写了发不出去的信，信的对象包括社会知名人士、亲戚朋友、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活着的和死去的，甚至写给上帝和他自己。平时他通过回忆与联想叙述了家庭和他自己的情况，花店女主人希望和他建立家庭，他害怕她，离开纽约，到了朋友家，心里不安，又返回纽约。有一次他飞到芝加哥，拿着手枪去探望女儿，还想伺机报复。他见到女儿的继父待她很好，打消了杀人的念头。他接女儿出去游玩，出了车祸之后他独自跑到乡间，住进一幢古老的房子，原想投入大自然怀抱，不想花店女主人闻讯赶来，他又忙着消理打扫，准备晚饭。最后他躺在沙发上，过一会他会向塔特尔太太（帮忙收拾屋子的友人）叫喊：“塔特尔太太，洒点水，把灰尘压下去，水槽缀有水。”可是现在还不叫她。现在，他对任何人都不发任何信息。没有，一个字也没有。
这部小说一方面说明敏感善良的高级知识分子如何不适应纷乱的现代社会，濒精精神崩溃的边缘，另一方面又企图在纷乱的现状中排除异化的情绪。他通过写信和反思涉及到人类与战争、失业、犯罪、环境污染，人道精神的失落。人的异化等等社会问题。最后主人公似乎找到了宁静，作者暗示这种宁静是短暂的，不知是孕育着希望还是新的纷乱的开始。作者认为纷乱也不可怕，因为人就是为“做自己灵魂的主人而与非个人化作斗争”。
《赫索格》运用大量回忆、推测、联想、意识流。感觉和反思等手段表现了人物的内心运动，这种流动来自现实世界对人的压迫，又是人对客观世界的反应。作者通过这种辐射的折光表现了当代人的苦闷、困惑和受难。
《赛姆勒先生的行星》（1970）继续对人类命运进行探索。犹太学者赛姆勒二次大战期间从纳粹德国手下死里逃生，来到美国，他目睹美国六、七十年代社会豪取强夺、贪得无厌、放纵情欲等现象，心中十分不安。经历过战争恶梦的赛姆勒回顾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深感西方文明的崩溃。
《洪堡的礼物》（1976）以作家西特林回忆的形式开展描写。在他的回忆中，洪堡是30年代有名的诗人，在他的笔下一切都是神圣的，他妄想用艺术来改造社会。西特林对他十分崇拜，也受到洪堡的提携。但时过境迁，在西特林成名时，洪堡已经落伍。他的时代已经结束，洪堡得不到大学的聘任，得了精神病，乃至流落街头，死于一个小客栈。正在这个时期，西特林以洪堡为原型写剧本，为了提高上演率，他任凭导演删改，把洪堡形象改得面目全非。他深感内疚，但这并不妨碍他与上流社会结交并与下流社会勾搭。一次在街头遇见洪堡，他躲在一边，不敢与他见面。西特林挥霍无度而破产，流落西班牙。他靠洪堡留给他的两个剧本赚钱，渡过难关。后来他出钱埋葬了洪堡，决心开始新的生活。
这部小说通过两代作家的不同命运，表现了精神价值在物质社会面前的无能为力。主人公虽然都是犹太裔作家，主题仍然是当代知识分子的困惑和苦难。
索尔·贝娄善于从感性出发开展高层次的理念活动的描写。他的手法常常是现实主义的，间或借用现代派手法，来表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