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答复，自不待言。”
日置益当即向日本外务省作了汇报。次日，日本外务次官松井、政务局长小池张造齐集外相官邸，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以4月26日日本最后修正案为基础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
广州商民为反对财政厅抽收品名捐，江苏扬州商民为反对征收落地税，分别于今日举行全体罢市，迫使当局允诺暂停缓办，才恢复开市。
日本政府任命陆军上将安东贞美接任台湾总督。
孙中山嘱咐谢持等解决党员救济问题。二次革命失败后，亡命日本的革命党人一直生活困顿。昨日，中华革命党党务部副部长谢持与财政部副部长廖仲恺商定：凡由本部直接负担的各项党员欠债（如裁缝费、医疗费、已经担负的馆赈等），必须清偿。至于接济党员的个人生活，“只得力尽而止。”本日，孙中山吩咐谢持要设法处理好党员救济问题。本月12日上午，刘大同、钟鼎、宋涤尘等20人聚集在东京讨论如何解决生活困难问题。众推宋涤尘向孙中山反映情况。下午孙中山、居正、谢持、邓铿、廖仲恺等与刘大同、宋涤尘商量此事，历时两个多小时。据称：孙文认为革命党员中许多下层党员住在东京太不经济，想让他们回国，而他们中有人希望前往南洋或美国。
5月2日领参谋总长事黎元洪、管理将军府事务陆军总长段祺瑞、海军总长刘冠雄率领参谋陆海军三部职员等赴关岳庙举行宣誓大典，以示军人忠诚卫国。
日本决定对中国发出最后通牒。日本内阁于午前举行临时内阁会议，决定由外务省负责起草最后通牒。文书。午后，又在首相官邸召开元老内阁联席会议，会议气氛颇为紧张。先由加藤外相报告中日交涉经过和中国对日本最后修正案的反修正案内容，并表示：鉴于这种情况，日本“不得不用最后通牒请中国承认，倘不承认，即行诉诸最后手段。”加藤刚刚说完，山县有朋即用严厉语气发言道：“关于日置公使之做法，时人议论纷纷。据予所闻，则临事颇为周密，然办此重大事件，即难免惹人疑惑，故日本应使人发生一种感想，皆认日本之做法为正当，以示信于中外，对于世界列强无所惭愧。此时，加藤外相自为大使前往中国，向袁大总统说明宇内之大势，使知我有诚意，袁必醒悟。倘仍不认日本提案，那时再用最后手段乃不得已也。加藤外相自行携带最后通牒赴北京一行，不亦可乎？”松方侯爵也表示赞成山县的提议。但加藤声称：“今日已无一作此行之余地。”为了缓和会场空气，海军大臣八代说：“加藤外相或难前往北京，然则另择一人前往如何？”松方又质问道：“此举结果如中日断绝国交，则我经济上将受极大打击，此点不可不先觉悟。又事起时财政上之负担亦大，对此准备如何？”滞留兴津、没有出席会议的另一元老重臣井上馨从兴津打电话发表意见说：“予意帝国政府最初即行提出不必要之条件，已使谈判趋于复杂。南满治外法权、会审各项，于中国实属困难问题。又关于交还青岛而欲收税关管理权实质上之利益，此于中国亦为难问题。”井上馨还再三强调，“最后决定须先有细密之注意，万一有伤日本之威信，不得已而诉诸最后手段，须先疏通俄英美等国。”会议中，加藤一直受到元老派的诘责包围，愤激之余，说道：“然则请负全部责任而辞职。”会议开到黄昏，元老与阁员的意见仍不统一，山县友朋说：“予意见为供诸君参考而已，诸君宜评议，自行决定。”元老派便一齐退场，留下阁员继续商讨。文相一木提议说，在第五号上再作些让步。然后再发最后通牒。内相大浦也表示赞成。于是，决定第五号中的福建问题，日本仍要继续坚持，其余则“均俟日后协议。”翌日，大浦内相携带内阁的让步方案，逐一拜会各元老，请求同意。获得元老派的谅解后，5日午后，又召开内阁会议，先作政府内部决议。6日午前，在皇宫中召开御前会议，元老派和各阁员都出席了会议。与会诸人均无异议，遂决定即日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本日，驻日公使陆宗舆电告外交部称：日本元老派也已赞成最后通牒，为此，他向政府建议说：“我国内外局势，万不宜战，英美又无力干涉，若待其兵临占地索赔，所捐赠匪细，且恐横生意外，大局不堪设想。望速定方针，先发电示，庶通牒交到时，舆可先面告以和平解决，冀免有军事行动，多生枝节。”
5月5日日本政府宣布“南满洲戒严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