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完成了组织的换血，是为召开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必不可少的组织准备。
这次全会距离上一次全会过了两年多，并不符合一年召开一次全会的正常组织程序。
它以牺牲国家主席的政治生命为前提，成为很多正直党员代表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
【1968年11月24日，七十岁生日这天，刘少奇等来了中共中央十二中全会将其定为“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的通知。从此，他再没有开口说话。】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钱嗣杰和以往一样要在这个会议上负责拍摄中央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的新闻照片。他一走进会场，就感到了气氛的非同寻常。当他拿到全会文件与全会代表名单后，更是唏嘘不已。出席全会的一百三十三人中，上届中央委员只有四十二人，连半数都不到。为凑名额，只能从中央候补委员中确定十人递补中央委员的名额，才使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达到五十九人，与八届中央委员人数九十七人相比，总算勉强过半。这个数字表明：经过“文化大革命”冲击，“打倒”、“迫害致死”与“靠边站”的中央委员就有四十八人，而中央候补委员出席会议的只有九人。
钱嗣杰终于明白，这次全会为什么会叫做“扩大”的全会。倘若不扩大，会议室的座位都难以坐满，投票也无法过半数，过不了半数，那些决议也不能以投票方式得以通过。
钱嗣杰举起镜头，内心十分感慨，以往熟悉的老领导们许多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更富有造反激情的年轻代表。
八届十二中全会是为召开中共“九大”做组织与政治准备。会议内容中最重要的议题有两个。
第一议题是对怎样看待“文化大革命”统一认识。
从十一中全会决定进行“文化大革命”以来，已经两年多。随着“文化大革命”中各种问题的暴露和事态的发展，对它持有怀疑以致反对的人日益增多。
毛泽东在开幕式上说：“究竟这个文化大革命要搞还是不要搞？搞的中间，是成绩太少了、问题太多了，还是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有？我的意见，错误是有，而错误的主要责任在中央，在我，而不在地方，也不在军队。”
毛泽东在党的中央全会上承认“文化大革命”中有错误，而且由自己承担主要责任，这还是第一次。毛泽东的承担错误是为了进一步说明“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成绩。
他说：“过去我们搞南征北战、解放战争，那种战争好打，容易打。那种战争，敌人清楚，就是那么几个，秋风落叶那么一扫，三年半也差不多。这回这个文化大革命，比那个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把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搞不清楚。所以，有些问题拖长了。也只能一个问题一个问题、一个省一个省解决。”
“这个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这也是一个问题。现在不是讲进行到底吗？究竟什么叫到底呀？我们估计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就是包括建立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下放科室人员、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毛泽东再次提到了“文革”的结束时间，他依然相信“文革”三年就能摸到底！
第二个议程是批准中央专案小组对刘少奇的“审查报告”。这个议题不是新鲜话题。
早在1967年7月14日，毛泽东刚刚登上火车离开北京，与他相隔不远，同住中南海里的刘少奇就步入了人生最为屈辱和痛苦的时刻。
1967年7月18日晚，依据江青、戚本禹的指示，中南海造反派和几十万群众联合批判刘少奇。
那天晚上，狂热的人群聚集在中南海红墙外，他们携带了一百多个高音喇叭，声嘶力竭地高呼“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反复播放令人神经紧张的造反歌曲，刺耳的高音喇叭与喧闹的呼喊声将宁静的中南海夜晚变为沸腾的不夜城。
中南海里的造反派把刘少奇、王光美分别揪到两个食堂内进行批斗，同时抄了他们的家。刘少奇被强按着头，弯腰站在会场前，批判持续近两个小时。年近七旬的他难以承受，汗珠不断地从脸上渗出。刘掏出手绢想擦一下汗，在旁的造反派狠狠一掌将手绢打落。国家主席的汗水洒落在地上……
事前，刘少奇已通过孩子们得知自己将要接受批斗的消息，他意识到与子女生离死别的时刻快要到来了。批斗他的那天中午，他从衣服的口袋里拿出两份文件让孩子们看，一是毛泽东肯定刘少奇检查的批语全文，再一个是毛泽东赞扬和推广《桃园经验》的批示全文。这是刘少奇第一次让子女看中央的文件，也是唯一的一次。过去，他连自己的办公桌都不许子女接近。如今到了最后关头，他认为不能给孩子们心里留下不明不白的疑问。刘少奇以期待的目光望着孩子们，语重心长：“你们都看了，这证明爸爸、妈妈从来没有骗过你们啊。”
7月18日好不容易熬过，毛泽东撰写《炮打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