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抗。
二、立刻停止武斗，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教育那些受蒙蔽的人回去生产。拆除工事、据点、关卡。
三、抢去的现金、物资，必须迅速交回。
四、中断的车船、交通、邮电，必须立即恢复。
五、抢去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必须立即交回。
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抢劫、破坏国家财物，中断交通通讯，私设电台，冲击监狱、劳改农场，私放劳改犯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以及幕后操纵者，必须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依法惩办。
“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相继发布，左一拳右一拳打下去，终于显现了威慑力量，原来武斗厉害的地区枪声渐稀，那些坚持“武装斗争”的造反派组织内部开始瓦解，人心一旦涣散，战斗力必然削弱，大部分造反组织放下了武器，国内紧张局势得到明显缓解。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全国形势波动不安，没等毛泽东松下一口气，他的眼皮底下又发生了一起人员伤亡的恶性事件。
1968年7月27日上午，工宣队按照北京革委会的部署，进入清华大学宣传制止武斗。“文革”以来，北京高等学校造反派组织一直派人到全国各地串联，设联络站，煽风点火，兴风作浪，各地造反派组织也纷纷成立“驻京联络站”，1967年达到数千人之多。这些组织一直得到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力支持，像这样非同寻常的武斗风源地，自然是难以攻克的顽固堡垒。
工宣队刚进清华大学，学生“领袖”蒯大富顿时火冒三丈，在校园静斋楼的楼道拔出手枪，叫嚷要和工宣队“拼了”，并把数千发子弹发给武斗队员，让他们抵抗、还击。接到命令，造反派中的顽固分子便带领队员们手持长矛、枪支、手榴弹向赤手空拳的宣传队员进行袭击，致使五名宣传队员丧生，七百三十一人受伤。
很快，毛泽东就接到了消息。“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正是他决定向清华园派出的，蒯大富等人的武装抵制已经严重地阻碍了毛泽东制止武斗、实现“三结合”大联合的意图。毛泽东决定，立即召见北京高等学校造反派组织的“五大领袖”——北京大学聂元梓、清华大学蒯大富、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到人民大会堂湖南厅谈话。
五人抵达人民大会堂已是28日凌晨一点，其中蒯大富因忙于武斗的后续事宜还晚到了一个多小时。毛泽东与学生谈话，从黑夜谈到天明，整整讲了五个多小时。
这一次，毛泽东的眼中没有了兴奋的光芒，脸上没有了慈祥的笑容。他眉头紧锁，透着恨铁不成钢的遗憾与懊恼。
从下面一份由学生“五大领袖”整理的“传达要点”中，我们仍可读出毛泽东复杂而隐忍的心情。
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点半到八点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召见了我们五个人。主席的主要指示精神，是要我们欢迎和支持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少数有武斗的大学宣传毛主席最新指示和“七三布告”，劝说学生停止武斗，上交武器，拆除工事。要我们支持、尊重人民解放军。
召见时在座的有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同志。还有温玉成、吴德、黄作珍等同志。
毛主席身体非常健康，他老人家看到了我们进到会场时，一一和我们握手，毛主席叫我们坐下。
江青同志说：好久不见了。
毛主席说：还不是天安门城楼上见过吗？又没有谈话，你们无事不登三宝殿。不过，你们的情况，我是知道的。
伟大领袖毛主席非常非常关心我们红卫兵小将和关心学校文化大革命运动，向我们进行了极为重要极为深刻的教导。下面传达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指示精神的要点，这是根据我们自己的记录整理的，可能记录不够准确。
毛主席说：
今天是找你们来商量制止大学的武斗问题，怎么办？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学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脱离了农民，脱离了部队，脱离了居民，脱离了学生的大多数。有些学校搞了些斗黑帮，但很不够，逍遥派那么多，就是因为分了两派、忙于武斗。现在不搞斗批改，而要斗批走，斗批散。我说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但没有讲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还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现在提出四个办法：（一）实行军管；（二）一分为二（就是两派可以分两个学校，住在两个地方）；（三）斗批走；（四）继续打下去，大打，打他十年八年地球还是照样转动。这个问题也不必现在答复，回去你们商量商量，讨论讨论。
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有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陕西，在我们这里不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