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蚌埠、郑州、连云港十字线上为最甚；次之为衡阳、柳州、广州三角线上；再次之为西南昆明、成都一线。这些破坏铁路、炸毁桥梁的行动，已超出派性，完全是反革命行为，必须实行专政措施。”
周恩来所忧虑的正是毛泽东的心病。进入1968年，毛泽东已经将他关注的重点放在了制止武斗、实现“三结合”大联合等重点问题上。也就是说，“天下大乱”只是“暴露敌人”的过程，现在差不多了，该收场了。“天下大治”才是他的愿望。
毛泽东接到周恩来递来的报告，毫不犹疑地予以支持。他在给周恩来的信上用重笔批道：“完全同意，退总理办。”
有了毛泽东的态度，周恩来立即组织具体实施。
2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布命令——煽动、操纵和指挥破坏铁路、炸毁桥梁、袭击列车的极少数坏头头是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镇压法办。
几天后，周恩来又指示有关负责人起草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紧急补充命令》，这个命令更为严厉——阻拦列车，挑动铁路、港口内外群众进行武斗，破坏铁路运输和装卸，一概是反革命的土匪行为，必须采取专政措施，坚决按2月6日命令办理。
可是，“杨余傅事件”之后，全国形势并没有因为军队“改朝换代”而出现好转，许多地方的大规模武斗仍在继续，而且十分激烈。那些靠打砸抢起家的“造反派”，浑身流淌着“造反”的血液，他们眼里已没有党和国家。对待毛泽东最高指示，他们也丧失了以往“无限忠于”的虔诚心态。人的心灵在“打砸抢”活动中渐渐扭曲，远远超出了派性争斗的范围。
这是出乎毛泽东的意料之外的。他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这种现象是他亲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导致的必然结果。他针对这种乱象表示：“这绝不是偶然的事，是尖锐的斗争。解放后包下来的国民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国民党特务、反革命——这些就是他们武斗的幕后指挥。”
毛泽东再次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路出发，对局势继续做出了错误判断，将武斗长期持续的原因归结为是阶级敌人内部破坏的结果，甚至联想到国民党特务在背后操纵指挥。
很快，4月10日，《人民日报》用黑体字刊出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性质的新判断，认为它是无产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这篇文章，通过党报“喉舌”，将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的信号发送给了全国人民。
如此一来，“天下大乱乱上添乱”。
“文革”初期冲击的对象主要是“走资派”党政领导干部与“臭老九”高级知识分子。如果按照毛泽东“阶级斗争新判断”的思路，那么斗争对象就要扩大到普通人。平民百姓中很多人在解放前出于工作生活的需要，或者因为家庭社会关系错综复杂，或多或少与国民党人或者是国民党政府有过千丝万缕的联系，这说不清理更乱的关系，突然被翻了出来，社会上顿时掀起了轩然大波，人心更加叵测，局势也更加不堪……
3月份后，广西、陕西都相继发生炸毁铁路桥梁、抢劫火车轮船、中断铁路交通和邮电通讯、连续冲击人民解放军部队的恶性事件。其中广西的情况最为严重。仅柳州一地就被抢走了一千八百多万发子弹。两派组织在大街上修筑工事，设立据点，俨如临战。城市里不断传来枪声，每天都有人在流血、在死亡……武斗不断，殃及无辜群众，他们不仅生活学习工作无法正常进行，生命财产也没有保障。
6月13日，中央为此发出特急电报，但打红眼了的造反派双方都不肯罢手，拒不执行停战命令。造反派这一无视党中央的举动令毛泽东十分恼火。
此时，毛泽东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感到必须用更大的决心，采取更严厉的手段来制止业已造成严重灾难的派性武斗。
7月3日，经毛泽东批准，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布告，称为“七三布告”，以严厉的措词，责成他们立即停止武斗，并且指出：“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运输、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
措辞如此严厉的公告，在造反派眼里依然是轻薄的一纸公文。他们不仅没有因“七三布告”的发布而停止武斗，甚至在陕西还出现了专业的武斗队，继续抢劫国家银行、炸毁国家仓库、抢劫车船、中断铁路、私设电台，无恶不作；什么破坏性大、有轰动效果就来什么。最为可怕的是，连续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部队，杀伤指战员，抢夺武器装备，致使大量武器弹药流入社会，伤人亡人事件层出不穷，武斗程度不断升级。
7月24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紧接着再次发出《布告》，称为“七二四布告”。《布告》规定：
一、任何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都必须坚决、彻底、认真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七·三布告”，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