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不仅除去了自己的心头之患，而且还争取到了毛泽东的支持。他不断推波助澜，将毛泽东推到神化的位置。凌晨一时三十五分，毛泽东突然来到人民大会堂接见全体代表，表示对“杨余傅事件”处理决定的支持。
拉到了毛泽东这张“虎皮”，提升林彪个人威望的“大旗”就更加有了号召力。
3月27日，林彪出席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首都“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面对十万多人汇集的狂热“海洋”，林彪用不紧不慢的湖北腔宣布了由黄永胜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温玉成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命令。
4月1日起，军队重要文电不再抄送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刘伯承等元帅，他们看“红头”文件只能享受到团级干部的待遇。
那些与林彪并驾齐驱的元帅们基本都被排挤出高层领导圈子，与林彪有了一层隔膜。林彪成为一花独放的元帅，终于可以享受“唯我独尊”的待遇了。与林彪一样喜悦的还有江青，那些功劳显赫的元帅们始终是笼罩在她头顶的一道阴影，对她多少有些无形的制约。在新卫戍区司令员任命下发的第三天，她就写了一封亲笔信送上。可是收发室的同志还未得知傅崇碧司令员被撤职的消息，回复说：“我们只有傅司令，没有别的司令。”于是把信退了回去。
这还了得！江青闻言大怒，下令当天召开排以上干部大会，她要亲自传达有关处理决定。很快，卫戍区的一位副司令员、一位副政委和傅崇碧的秘书等受此牵连，先后被拘留、逮捕、隔离反省或者是离职检查。
然而，“杨余傅事件”落幕之日，也是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斗的大幕拉开之时。两个集团上演了一出出煽动“天下大乱”，鼓吹“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又尔虞我诈，相互拆台的闹剧。
直到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出席军委扩大会议，与全体人员讲话时才对这件事做了自我批评：“所谓的‘杨、余、傅事件’是林彪搞的，我听了一面之词，所以犯了错误。”
林彪通过“杨余傅事件”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他进一步得以控制首都局势，并通过“杨余傅事件”打击所谓“二月逆流”的“干将们”，为安插亲信，培植党羽扫清了“障碍”，也为自己走向权力高峰铺平了道路。
钱嗣杰每次面对毛泽东与林彪一同出现的时候，内心总有一种遗憾。这位“亲密战友”身体的孱弱单薄与毛泽东高大健壮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而林彪是第二号人物，在取景拍摄时不可能不突出他。林彪很清楚自己的位置，出现在公众场合时，他总是谦虚地紧随毛泽东身后，绝不会越雷池半步。如此一来，投在镜头里的形象就越发不上相了，对比之下，林彪显得更加“渺小”。
然而，林彪那瘦弱的躯体里包裹着一颗强大且不满足的野心。他不养眼的形象并没有妨碍他如日中天的“腾达”。善良而质朴的人民，因为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也就毫无保留地热爱着他的亲密战友，并将“身体永远健康”的祝福送给了他。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前夕，十大元帅除林彪一人外，死的死，散的散，没有一个掌握实权；中央政治局内，已无一人可与林彪抗衡。林彪的地位如日中天。终于，在1969年4月1日至24日召开的中共“九大”上，他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被写入了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
林彪一跃成了“一人之下，七亿人之上”的中国第二号人物。他手摇红宝书，面带微笑，越来越多地出现在镜头里。
【“革命大联合”联而不合，武斗事态持续加剧，中央不得不重拳出击。毛泽东凌晨约见大专院校“五大领袖”，国内紧张局势方才得到缓解。全国山河出现了“一片红”的景象。】
进入1968年，随着甘肃、河南、河北、湖北、广东、吉林等省的革命委员会的相继成立，军队干部一般占据了主要地位。不少干部重新出来工作，社会秩序开始逐渐恢复，国内局势比1967年稍稍平稳。但业已陷入严重动荡以至失去控制的局面很难迅速恢复，更何况大批造反派骨干也进入了各级领导机构，有的地区和部门，不仅没有显示出天下太平的苗头，反而愈发混乱，甚至还有继续恶化的倾向。
2月2日，铁路运输方面又传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国家主要运输“动脉”的津浦铁路线上，两列正常行驶的客车突然遭到武装分子抢劫，这起恶性事件导致数名乘务员被绑架，随车的枪支被抢走，通讯调度中断。除此之外，武装分子还令人发指地将这条铁路上的几座铁路桥、附近的公路桥炸毁，致使徐州地区铁路交通瘫痪。4日，消息传到中南海，周恩来无比愤慨。他知道，如果这样的行为再不及时制止，任其向全国蔓延，后果将不堪设想。他将铁道部军管会生产指挥部有关《关于徐州地区铁路运输中断的情况反映》报告送给毛泽东，并且附上一信：“像另纸（指《情况反映》——作者注）所报铁路破坏情况，在徐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