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人物行程的准备工作开始与时间赛跑——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在东郊调配站的车库里做着各项检查，一旦出发命令下达就能快速启动；游泳池的工作人员将毛泽东的几个大书箱与生活用品依次运到车站，搬上了火车；医护人员也要准备火车上应对突发疾病的各项医疗器材。
摄影记者钱嗣杰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湖南厅拍摄后，也赶往新华社去准备摄影胶卷，并且将当天拍摄的照片冲洗后供发稿……
即将跟随毛泽东南巡的杨成武，为确保毛泽东的安全，调动全军陆、海、空做了全方位、全天候的保卫工作，除了铁路上由前驱、主车与后卫组成的专列运送外，空中还有四架伊尔-18、两架子爵、两架伊尔-14飞机伴飞，另有四架“米－8”战斗机以应对空中来袭的危险；东海舰队紧急调了一艘护卫舰由长江水路赶往武汉；除此之外，还准备了几艘海军快艇集结在武汉长江军用码头待命。
自从罗瑞卿一年多前被打倒，杨成武就来到毛泽东身边，成了毛泽东的“大警卫”。
杨成武安排如此严密也如此“兴师动众”的安全保卫，不是没有道理的。
进入1967年，“一月风暴”就在各地产生连锁反应，连续不断的大夺权、派性武斗争端迭起，干线运输几近瘫痪。周恩来亲自坐镇铁路指挥，将不断恶化的情况及时向毛泽东汇报，严肃指出派性斗争已给铁路运输造成严重威胁，提出了“必须对铁路实行全面军管”的意见。
1967年3月19日，毛泽东在齐齐哈尔铁路局的一份情况报告上批示：“一切秩序混乱的铁路局，都应实行军事管制，尽快恢复正常秩序。”
遗憾的是，毛泽东这一批示下达不久，与之相左的《军委十条》也下发了。
5月下旬，铁路交通秩序继续恶化，京广、津浦、陇海、浙赣几条干线频频告急，周恩来再次向毛泽东请示应对办法。毛泽东当即批准了周恩来“立即对铁路交通实施军管”的建议。5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发出了《关于对铁道部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试行）》。6月1日，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坚决维护铁路交通运输革命秩序》的命令。军管实施后，铁路运输的混乱局面逐步得到控制。
事态稳定了一个多月，毛泽东就提出外出的要求，杨成武岂能轻松。杨的车厢与毛泽东的主车厢仅仅一门之隔。目的就是为了毛泽东二十四小时的安全都能在他的掌控之下。
中央关于解决武汉问题已经有了四点指示作为基调。大意是：
一、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
二、要为被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组织“工总”平反；
三、“工总”等造反派是革命左派；
四、“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
周恩来心里明白这个带有倾向性的解决意见搞不好会带来更大的风波，从某种意义讲，毛泽东此行正在驶向矛盾漩涡的中心。
周恩来根据目前武汉的情况，决定派三军负责人随同前往。会后，周恩来又致电正在四川重庆的谢富治赶到武汉“负责主席安全”。为保证毛泽东的安全万无一失，周恩来已无法放心仅靠电话来布置毛泽东的安全工作。他决心亲自前往武汉。毛泽东即将离京之前，周恩来提前从空中飞往武汉，来到毛泽东即将进驻的东湖宾馆安排住处与警卫。周恩来到武汉后，发现情况比他原来料想得还要糟。连东湖宾馆的工作人员也分成两派，互不合作，房子弄得不像样子。经周恩来做工作，大家才一起收拾房间。
毛泽东出发事宜全部准备到位时已是半夜。7月14日凌晨三时主席专列启动，由北京驶往武汉。这次离开北京，距离去年7月18日他回到北京，整整一年时间。
出发前，杨成武还遵照毛泽东的吩咐，带上了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
根据现存的杨成武、汪东兴、郑维山谈话记录，毛泽东在路上同大家谈话时，仍很乐观，精神也很饱满。他依然认为各省经过大武斗，形势便会好起来，阵线也就清楚了，暴露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就这样，毛泽东带着解决问题、也不会有什么大不了问题的想法，一路行程一路聊天，晚上九时，专列抵达了武汉武昌车站。毛泽东这次来武汉，没有对外宣布，社会上并不知道。铁道部门获悉有中央领导将抵达武汉，将站台实行了戒严，一向熙熙攘攘的车站，变得十分安静。当毛泽东悄然下车，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打倒陈再道！”“陈再道不倒，中南不太平！”的大标语。
毛泽东不由得有些意外，神情一下变得凝重起来……
他摇摇头，对杨成武说：“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杨成武点点头。至此，他已感觉毛泽东南巡的主旨，是要稳定，要控制局势。
陈再道是武汉军区司令员兼湖北省军区司令员，曾是当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主力之一的第二纵队司令员，性情耿直，办事果断。2月间，周恩来曾把他和武汉军区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