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然有些人又会犯赵永夫那样的错误。
由林彪口授，秘书记录整理，关锋、王力、戚本禹做文字修改的十条规定送到了毛泽东手上。
4月6日，经毛泽东批准，林彪口授的十条以《中央军委命令》（通称《军委十条》）下发全国。
《军委十条》规定：对群众组织，无论是革命的或者是被反动分子控制的，都不准开枪；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等等。
《军委十条》表面上看来是要求军队“正确对待群众”，实质上是对军队在“支左”中批评并抓了一些冲击军队的造反派头头、解散了一些极“左”派群众组织表示不满，是支持造反派冲军队。这也就否定了前不久颁发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和中共中央《关于军以上机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
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在以后的各种场合的讲话中，总是讲要遵守《军委八条》，却很少提《军委十条》。
林彪、江青一伙利用毛泽东对军队“支左”工作的不满，在4月中旬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期间，又批判所谓“带枪的刘、邓路线”，逼迫叶剑英等老帅做检讨。
《军委十条》在林彪主持下于4月6日下达，随即各地形势出现大反复。江青4月16日在北京接见军内外造反派，又火上浇油，说：“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
造反派组织再度抬头，公开声称要粉碎“二月黑风”和“三月逆流”，造反派贴出的标语、漫画、大字报上都是“打倒”、“火烧”、“砸烂”等火药味极浓的口号，为武斗蔓延打下了“舆论基础”。
江青带头支持造反派行为，老帅们的抗争被结结实实地定性为“资产阶级复辟逆流”，以后简称为“二月逆流”。
《军委十条》，再加上批“带枪的刘、邓路线”，使军队局势更趋于混乱。
不久，毛泽东也觉得情况严重，又提出要“拥军爱民”，说：“‘八条’以后部队神气得不得了，‘十条’以后群众组织又神气得不得了，现在‘八条’‘十条’都要。‘八条’叫拥军，‘十条’叫爱民，‘八条’与‘十条’要结合，‘八条’不是不要了。”
5月1日国际劳动节这一天，毛泽东同意让受到批判的几位老帅以及“文化大革命”以来也曾受到批判的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
钱嗣杰的镜头里再次出现了这些久违又熟悉的身影。他知道，这也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政治信号。
然而，尽管有了毛泽东“拥军爱民”的“最高指示”，全国混乱的局势已是覆水难收……
【进入夏季，毛泽东召集碰头会。他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群众发动阶段已经过去，“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三年收尾。”然而在南下途中，毛泽东昔日所见的祥和景象无处寻觅，取而代之的是无休止的激烈派性斗争。】
1967年的7、8、9三个月，是毛泽东南巡的日子。
这次南巡与以往有些不同。过去，外出事先都要做一些准备，至少办公厅要为毛泽东外出做一个详细的日程安排，并事先与各地领导人打个招呼。可这回是在毛泽东没有意向的情况下，说走就走。办公厅警卫局措手不及，用最短的时间完成了主席出行的准备。这一突如其来、令大家毫无准备的行程，起因竟是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的一个情况汇报。
1967年7月13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召集林彪、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成员和萧华、杨成武开会。他在会议一开始，就对什么叫文化大革命运动做出了自己的解释：“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明年结束。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当他提出要到湖北、湖南去看看时，立刻遭到大家的反对。特别是听到主席要去武汉，大家都直摇头。武汉从头一年的12月起，两派就开始武斗，进入1967年，在“一月夺权”风暴的影响下，武斗更是不断升级，不断变换花样，发生了多起伤人死人的流血冲突。到了5月，造反派有了“中央文革”的支持，开始搞起全市性的绝食斗争，形成了武斗据点。武汉大街成了军事设施密布、枪声不断的战场。
周恩来劝告毛泽东：“武汉的武斗严重，主席去了怕是安全没有保障。”
武汉的情况毛泽东已从各种汇报中得知大略。但临危不惧是毛泽东的个性，他依然信心满满：“乱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天掉不下来。”武汉的乱局，更加坚定了他要去华中地区看看的愿望，而且说去就去。毛泽东要求，会议一结束就要登车离京。主席突然定下了行程，汪东兴、杨成武等人一刻也不敢怠慢，按照这个要求，在毛泽东开会期间里，必须将出发前的准备工作完成。
此时，毛泽东有一种“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气概，更有一种对旁人所谓“天下大乱”一探究竟的欲望。
于是，一场关乎中国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