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痛斥了这股“逆流”后郑重表示：“我提议：这件事政治局要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解决！”
紧接着，嗅觉异常灵敏的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人，立即扯虎皮作大旗，气势汹汹，杀气腾腾，向这批被他们视为眼中钉的开国元勋，发起了意欲置其于死地的围攻。从2月25日到3月18日，召开了七次“政治局生活会”，批判谭震林、徐向前、陈毅三人“大闹怀仁堂”，会上的气氛十分激烈，没有一个人不站出来批判他们三个人的“错误”，连历史上的恩恩怨怨也不放过；会下，也没有一个人敢和他们三人说话。那些“帮腔”者，如李先念、叶剑英、聂荣臻等人同样也遭到了批评。
随后，毛泽东从组织上做了调整。3月18日会议一结束，林彪就代表无产阶级司令部宣布：“中央文革小组”代替政治局，军委办事组取代军委常委。3月20日，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当日下午，毛泽东对林彪讲话批道：
林彪同志：
看了一遍，很好，请交文革小组加以斟酌，然后可以印成小册子发给党、政、军、民的基层。我做少许几处修改，是否妥当，请酌定。
江青、陈伯达等人无视周恩来宣布的纪律，将中央碰头会上老同志们的发言内容大加歪曲、篡改，并冠以“二月逆流”的大帽子，通过北大、清华的造反派，向社会迅速传播扩散。“打倒谭震林！”“反击二月逆流！”的大字报，贴满北京全城。
兼外交部长的陈毅的处境更为艰难。他挨批整整一个月，扮演了一个月的黑白两面人。白天他是副总理兼外长，代表中国政府出现在谈判桌边、宴会厅里，神采飞扬，谈笑风生；太阳落山后，走进“政治局生活会”，他便成了众矢之的，接受“文革小组”成员的围攻与批斗，而这种批斗会往往是以马拉松形式进行，延续到后半夜才能罢休。陈毅拖着疲惫身躯与精神重负只能稍事休息，第二天又穿戴整齐、笑容可掬地出现在会见厅里，面对中外记者的镜头……
七次“政治局生活会”结束时，有人提议，把批判会的材料作为文件，发给军以上干部学习。毛泽东没有同意。这与后来毛有意保护有关。老帅中两个没有受批判的人，后来成为帮助邓小平重返政坛的关键角色，他们就是叶剑英与李先念。元老们的抗争似乎以“二月逆流”闹事者的身份遭到批斗而告终，其实不然。毛泽东已经明确表态批评他们“大闹怀仁堂”的行为后，他们还是顶着压力与“中央文革”作斗争，坚持执行《军委八条命令》。
2月底，徐向前以全军文革小组长的身份向各地打电话表示：“让‘支左’人员放手大干吧，左派右派他们造反派自封是不行的。”
在四川，李井泉与邓小平的关系特别亲密，听到邓小平被批斗，早就窝着一肚子火。这次，他也站在“文化大革命”的对立面，发泄了不满，对四川全省的红卫兵造反派进行了重点清理与“打击”。
3月17日，武汉军区和公安机关根据《军委八条命令》，把武汉地区军内外的一批造反派组织头头和骨干分子抓了起来。21日，武汉军区又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并且解放了一大批地方干部，成立省市的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这些措施，虽然稳定了武汉地区的局势，使生产形势得到了迅速扭转，但也引起了各革命造反派的不满，为后来的“七二○事件”埋下了祸根。
包括内蒙古在内的许多地区，都逐渐形成了一股对抗“文化大革命”的潮流。
这时，青海发生的“赵永夫”事件，引起了毛泽东关注。
赵永夫是青海军区副司令。他在叶剑英的支持下，作为西宁驻军“联办”领导小组副组长，将青海省革命造反组织“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定为反革命组织予以取缔，于2月23日调动武装部队夺占“八一八”掌权的《青海日报》社，冲突中发生了流血事件。
“赵永夫”事件引起了毛泽东的警惕。他将赵永夫归纳为“赵永夫式”的人物，提出要防止这样的人物主持“支左”工作。认为军队对左派群众支持不够。
4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要求各地参照执行。其中提到：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仅仅因为冲军区和对军区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应一律平反；被捕的，应一律释放；通缉令应一律取消。
毛泽东审阅时，加写了如下的内容：“许多外地学生几次冲入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学生冲进国防部，中央和军委并没有斥责他们，更没有叫他们认罪、悔过、或者写检讨，讲清问题，劝他们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冲军事机关一事，都看得太严重了。”
《军委八条命令》因为毛泽东的质疑，执行中出现了困难，其作用无法得以发挥，所产生的威慑力也大打折扣。
4月初，林彪在自己毛家湾大院的住宅里，开始酝酿新的军委命令以取代《军委八条》。他认为靠八条是不能解决问题了，需要重新规定几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