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对”的会议记录《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
工于心计的张春桥在与王力、姚文元凑好记录后，三人直奔江青住处。王力记得：
张春桥向江青报告，带着姚文元和我一起去钓鱼台十一楼。
张春桥向江青一条一条讲，本来正在“生病”的江青，立时“病愈”了。江青暴跳如雷，说道：“这是一场新的路线斗争，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是附和错误路线的，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在路线斗争中动摇。”由于李富春在会上一言未发，所以江青没有提到他。事关重大，江青劝张、姚推迟一天回沪。
江青说要立即报告主席，并说：“你们三个都要去。”
江青马上给主席打了电话。电话是主席秘书徐业夫接的。江青说：“张春桥、姚文元就要回上海了，请主席今晚接见。”过了一会儿，徐业夫回电，说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会见他们（引者注：实际是江青给毛泽东写了个纸条：“主席：张、姚有重要情况报告，盼速见。”）。
晚十时左右，我们到了主席那里。……
主席先问张春桥什么时候走？张春桥说18日回上海去，问主席还有什么指示。主席说，没有了，都谈过了，简单说了几句。
这时，张春桥说：“今天，发生了一件事，要向主席汇报。”接着，把我们三个人凑的情况，向主席汇报了一遍。我一言未发，只是听着。
我注意到，汇报前面的其他情况时，主席光笑。当讲到陈老总发言的时候，主席变了脸，不再笑了。主席开始是当笑话听的，听到这里，板起面孔，从此以后再也没笑。主席以后讲的问题，话都比较厉害。如张春桥说总理对《红旗》十三期社论没送他看有意见时，主席说：“党章上没有这一条，党报党刊社论要常委审查？”
汇报的时间不长，主席已经当成很大的问题了，但还没有发大脾气。他针对这种形势，最后说：“第一要抓军队，第二要抓地方，第三要抓干部，第四生产要搞好，要抓铁路和煤炭。”
因为张、姚要回沪，主席要我把这一意见告诉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
这时，主席又心平气和了。我说：“我根据主席和总理最近反复讲的干部政策，写了一篇社论，叫《必须正确对待干部》，早已送主席看了，主席看过没有？”主席说：“你马上再直送一份到这里来，不要经过陈伯达。”……
这次大约谈了两个小时。
就在毛泽东获悉碰头会谈话，内心活动加剧之际，谭震林一封“反了”的书信放在了他的面前。
这封信是谭震林1967年2月17日写给林彪的，他在信上写道：“他们有兴趣的是打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抓住不放，非打死你不可。”“他们能当政吗，能接班吗，我怀疑。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蛮干。”“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
林彪是不会留着这个烫手的山芋的，他附了一封信，其中有言：“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随后，他又将信送到毛泽东处，听主席发落。
林彪的火上浇油令毛泽东更加愤慨，看罢谭震林的信，他没有做任何表态，只是大笔一挥：“已阅。”
善于反击的毛泽东于老帅们大闹怀仁堂的第三天，即2月18日晚，在“游泳池”会客室召来了周恩来与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四位副总理，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三位元帅，面对这些“逆将”们，毛泽东动了大怒，用康生的话说就是：“毛主席发怒了，是无产阶级之怒，是无产阶级的义愤！”
毛泽东严厉批评了谭震林、陈毅、徐向前三人：“我听说2月16日下午有人在怀仁堂闹事，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就是反对我，反对我们这个党嘛！这半年多来，‘中央文革’做了大量工作，伯达、江青、康生等同志都做了大量工作，你们看见了没有？”“‘中央文革小组’坚决执行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成绩是第一位的，是主要的。如果打分的话，我看可以打九十七分。你们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想否定文化大革命，我告诉你们：这绝对办不到！”“你们都想闹事，那就闹嘛！无非是文化大革命失败，我马上走，林彪同志也走，我们重上井冈山，重新闹革命。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把‘文革小组’改组，让谭震林当组长，陈毅、徐向前当副组长，余秋里、薄一波当组员，再不行，把王明、张国焘都请回来。力量还不够，那就请美国、苏联一块来。你们把江青、陈伯达枪毙，康生充军，其他人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这下总行了吧！这下就达到你们的目的了吧！”
毛泽东又一次点着名说：“谭震林算什么老革命，还有我呢！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答应吗？谭震林、陈毅都是老党员，为什么要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说话呢！”
毛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