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2月13日的碰头会是小试锋芒，那么2月16日下午的碰头会则是冤家聚头。
那天下午的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开会时，周恩来居中。在周恩来右首，坐北朝南，依次为陈伯达、康生、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叶剑英、徐向前（皆为政治局正式委员）；在周恩来左首，依次而坐的是时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谢富治、余秋里、王力、张春桥、姚文元。
会议的原定日程是“抓革命、促生产”。却因为谭震林的一句问话，点燃了矛盾爆发的导火索。
会议开始前，谭震林问张春桥：“为什么不让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到北京来？”
张春桥以一向傲慢的语气回答：“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
张的态度令谭震林怒火中烧，青筋尽暴。这位外号叫做“谭老板”、“谭大炮”的国务院副总理，再也无法忍受了……
会上，老帅和国务院副总理们对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王力、姚文元五员“中央文革大将”进行了猛烈抨击。
会议从下午三时开到七时，“中央文革”始终处于守势。
王力、张春桥、姚文元说话不多，只是埋头作记录。这些记录正是他们会后“告御状”、奉承白纸黑字的准备。
事后很多有关“二月逆流”版本的现场还原，其中王力的回忆较为可靠。当时王刚刚被毛泽东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组组长，取代了陶铸的角色，也有了参加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的资格。
通过一份当年由张春桥、姚文元、王力“集体整理和核对”的会议记录，我们可以感到会场上双方抗争的激烈之状。由此，也可以想见毛泽东看后为何雷霆震怒。
开会前，谭震林提出要张春桥保陈丕显，张说，我们要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谭震林打断了话，大发雷霆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江青把我整成反革命，她是当着我的面说的。（有人插话：江青和小组的同志多次保震林同志，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反革命。）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个人工作！
谭震林说到这里，站起来拿衣服要走，说：让你们这些人干，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陈毅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延安整风时有些人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了吗？
余秋里拍桌子发言：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
谭震林说：我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哪里有一点反毛主席？（有人插话说：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我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整个的老干部，是为了整个党。
从上面那个经过整理的记录来看，陈毅当时讲的这些话，触及了毛泽东三个重要的“痛点反射区”。一是斯大林，二是赫鲁晓夫，三是延安整风。这三个问题对毛泽东来说都十分敏感。晚年斯大林将权力交给了赫鲁晓夫，苏共才开始变修。苏联变修，导致共产主义阵营瓦解，斯大林身后遭到接班人的“鞭尸”。这一切斯大林难辞其咎，他其实是始作俑者。而毛泽东想把班交与的人正是“文革”中冠以“修正主义”大帽子的人，那么，在中央“接班”与“被接班”过程中，谁相当于斯大林，谁相当于赫鲁晓夫？陈毅没有指名道姓，谁心里都明白。“晚年斯大林”是毛泽东最忌讳的话题。至于延安整风，运动本身没有错，但在后期走向“左”倾，所谓的“抢救运动”被康生等人利用，造成各地不少冤案。虽然经过及时纠正，总算没有出现更大的失误；但在年轻干部中特别是知识分子干部心里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屈辱印记。直到解放后，延安整风依然是一个敏感话题，搞不好就会揭开历史的“伤疤”，引来大家没有提起却也难以忘记的“疼痛”。
然而，开弓没有回头箭，大家该说的都说了，该宣泄的都发泄了出去，下面的结果大家心里多少也有点儿数。特别是谭震林与陈毅两人“哪壶不开偏提哪壶”的做法，毋庸置疑，肯定是要引火烧身。
根据王力的回忆，会议一结束，他们马上就去找正在生病的江青讨主意。
刚一散会，姚文元对我说：“王力，你要站稳立场。这是一场大的斗争。”张春桥把我和姚文元叫到他的房间，说：“今天这个问题很大，要把情况凑一凑。明天我们要回上海了，主席说过，临走前要再见我们三个人。今天的事要报告主席。”他们两个凑，让我记。当时认为不对的话，都凑上了。
这就是由张春桥、王力、姚文元“集体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