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今天看来，陈伯达说的话有可能是事实，陈伯达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傀儡，“中央文革小组”的决策权其实是掌握在江青手中。
此前，毛泽东总是认为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包括彭真，都有“独立王国”的嫌疑，理由就是有事不向他汇报，甚至不让他主持会议，使得他有被孤立、被封锁之感。这一次他发火，对陈伯达、江青为代表的“文革小组”倾泻不满，也基于同样的情愫。毛泽东会上一句话很能反映他内心的感受：“我看现在还同过去一样，不向我报告，对我实行封锁，总理除外，总理凡是重大问题都是向我报告的。”为强调他的不满情绪，两天后，他又找来“中央文革小组”的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戚本禹谈话，再次批评“中央文革小组”成为“独立王国”：“小组成立以来，没有一次提出要我主持开会。去年六月以来，代替了书记处，也是独立王国。骂别人独立王国，自己独断独行，否认政治局常委存在。……文化大革命，闹一二年，总要停顿。现在有打倒一切的风气。干部统统打倒，怎么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无政府主义。……把工人、学生提上来，掌握了权，没有经验，几个月就变了，很不稳定。”最后，毛泽东专门对“上海人民公社”提出了自己的质疑：“上海公社如果一发表，各地都叫人民公社了，那党、政、军还要不要？”
满心以为会得到毛泽东表扬的张春桥和姚文元，却落得领袖如此的评价，心里难免有些失落。当然，他们毕竟是对“文革”开展有功的急先锋，毛泽东讽刺挖苦之后，并未对其上纲上线过分指责。
为让江青等人长长记性，他一边要求“文革小组”开会，专门批评陈伯达和江青，一边明确表示：陈伯达、江青的问题，只准在这个地方说，在“文革小组”批评，在别的地方一概不准讲。
然而，参加会议的叶剑英还是抑制不住欢欣，悄悄向其他老帅们透了风。时任副总理的李富春也没有管住自己的嘴巴，如法炮制，同其他副总理们传达了主席的发言。于是，大家都很兴奋，声言我们要贯彻毛主席的精神，要立大功。所谓秘密也就无“密”可保了。
随后的会议上，老干部门公开指责陈伯达、张春桥。谭震林打头阵，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纷纷上场，批驳“文化大革命”的过火行为，将心中的不满情绪统统发泄，甚至连历史上的过节都牵扯了出来。
这一下，没有立功，却闯下了大祸……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老帅们与“中央文革”的矛盾日趋尖锐。1967年2月16日，“大闹怀仁堂”事件爆发。】
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几乎天天开，会议内容也几乎全是研究解决“中央文革”在社会上和各个单位里挑起的各种事端。
碰头会开始是刘少奇与邓小平主持，他们被打倒靠边站后，就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主持。
“中央文革小组”一般都派张春桥列席政治局常委碰头会。每当他们暗中鼓动群众闹事，给周恩来和老帅们出难题的时候，张春桥就转入幕后，不再来参会。当时形成了这样一个奇怪的局面：江青、张春桥、康生等人在钓鱼台“放火”，周恩来等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人民大会堂“灭火”。为此江青颇为得意，曾多次在背后讽刺周恩来是“灭火队长”。
江青一伙给周恩来的正常工作设置了许多意想不到的障碍，每次碰头会火药味都很浓，常常是唇枪舌剑“碰”得叮当响。
1967年2月13日，周恩来在怀仁堂召开碰头会。这次会议上，老干部们的心思无法集中讨论原定的经济问题，纷纷将话题转到了当前的“夺权”问题。大家对上海“一月夺权”、将上海市委改为上海人民公社、不要党的领导的做法表示出不理解与不接受。
叶剑英正告参加会议的陈伯达：“各地都有一帮右派在造反，他们哄抢档案，查抄文件，冲击军事机关……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叶帅说着说着情绪激动起来，言辞也愈发激烈：“对那些敢于向无产阶级专政宣战的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决不手软！”
徐向前也跟着指责“中央文革小组”：“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你们这样把军队搞乱下去，还要不要这个支柱？！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大夺权以来，全国到处混乱得一塌糊涂。连大军区、小军区都受到冲击，军队不表态的确不行了。”
李先念讽刺道：“‘中央文革小组’不伦不类，本身就是一个奇奇怪怪的组织……再不给他们点措施，中国就彻底乱套了。”
陈毅大嗓门，又是四川腔，话语幽默中还带着诗情：“怀仁堂这边我和谭老板（谭震林）打冲锋，军委会议那边有叶帅、徐帅。你们放心吧，大家等待的就是时机。现在冲锋号已经吹响了，我们不上阵冲杀还行吗？”
此时此刻，大家心里都是焦虑万分，都想早一点儿刹住“文革”的战车，并未计较个人的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