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铸紧紧立在毛泽东的右侧，林彪却在左侧，由此可见其地位的显赫与重要。然而，不到一年，陶铸就消失在公众视线之外，继刘少奇、邓小平之后，成为中国第三个“最大走资派”，并兼戴着“中国最大保皇派”的帽子。1969年底，他被林彪所谓的“一号命令”押往外地，不久冤死他乡，经历了几乎和刘少奇一样的悲惨命运。陶铸短暂的中央领导人生涯，不仅以“忽左忽右”著称，也以其“大起大落”彰显本色。
1966年10月9日至28日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他带头批判刘邓的错误。可是一到会下，面对中组部组织三百多群众要求去中南海向毛主席、党中央表示彻底揭发批判刘邓时，他立即站出来极力劝阻。他认为，中组部几百人去中南海高喊打倒刘少奇，张贴国家主席的大字报，这种做法不妥！他看到批判刘邓的大字报后也非常不满，对在场的群众说：“不能把刘少奇同志叫做敌人，不能喊打倒。”当大家敲锣打鼓欢呼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表时，他也表现出反对的态度。然而，当看到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他又赞同了“怀疑一切”的正确性。
陶铸一边带头批判刘邓，一边又利用宣传舆论对其加以保护。报道八届十一中全会时，陶铸特意指示将被毛泽东点名的刘邓照片照例刊登在报纸上。当时，钱嗣杰在全会上参加拍摄报道，他已经明显感觉到会议气氛的紧张。刘少奇、邓小平的座位发生了很大变化，后来都靠一头坐着，与另一头的毛泽东相隔很远。即使如此，陶铸还是安排了毛刘同一画面的照片，将其登上党报。他要给全国人民一个印象——毛主席和刘主席是团结的、友好的，中央高层统治是稳定的。
他的胆量与勇气令很多人刮目相看，也疑惑不解。最终，陶铸在劫难逃，压倒他的那根最后的稻草是一张“割头术”的照片。
此事还要追溯到头一年的1966年的国庆检阅。按规定，新闻发稿照片要有一张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人在一起的合影，新华社这次依然循章办事。审稿时，分管宣传工作的陶铸发现没有邓小平的镜头，当即指示新华社一定解决此事。可是，邓小平没入镜头，怎么办呢？于是，新华社的同志遵照陶铸的指示，以技术处理方式做了补救，他们将陈毅的头“割”去，换上了邓小平的头，以示邓小平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仍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那张著名的“换头”照片发出以后，被许多省市报纸刊用，在全国起了很大影响。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陶铸使用“换头术”的暗房内幕很快被“文革小组”掌握，此时已经与陶铸闹翻了的江青终于得到了一个“倒陶”的有力证据。
不久，江青就以陶铸站在保皇立场上执行了“刘邓路线”，并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时有意安排在报纸和电视上出现刘邓的照片和镜头为罪名，开始向陶铸发难。同时，中央也已经发现陶铸在很多事情上与毛泽东步调不太一致，准备将其拿掉，不让他再担任领导工作。
针对陶铸证据确凿的“保皇”行为，1967年1月8日，中央召开紧急会议。会上，毛泽东讲了如下一段话：“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这个人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我起初就说，陶铸这个人不老实。邓小平说，陶铸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前坚决执行了刘邓路线，在红卫兵接见时，在报纸上和电视里有刘邓的照片镜头，是陶铸安排的。陶铸领导下的几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都要部。教育部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能管了。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
毛泽东一旦发话，陶铸的倒台自然在所难免。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央文革小组”可以采用不讲策略、不讲效果的任何方式打倒陶铸。
江青和陈伯达在中央召开紧急会议的前一天，即1月7日，擅自接见新华社工作人员，把陶铸的所谓“保皇”问题捅向社会。很快，打倒陶铸的大字报就贴上大街。有人向毛主席质疑：陶铸是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怎么能随便打倒？江青的举措引起毛泽东极大的不满。
此事令毛泽东心火难消，连开几次会抒发心头不满。
1967年2月6日，他再次主持会议。
会上，他同以前一样，依然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风格，不过这次他的“靶子”却指向了江青和陈伯达：“你们文化革命小组，毫无政治经验，毫无军事经验，老干部统统打倒，你们掌权掌得起来？江青眼睛向天，天下没有几个她看得起的人。犯了错误就打倒，就要打到自己头上来了。你们就不犯错误？陶铸是犯了错误，可是一下子就捅出去，不同我打招呼。”
2月10日，毛泽东继续召集有林彪、周恩来、康生、李富春、叶剑英参加的会议，当面批评陈伯达、江青。他气愤地望着陈伯达：“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随即直面江青，“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最终，毛泽东决定：立即举行会议，批评陈伯达、江青。
陈伯达觉得委屈，哭哭啼啼，说一切都系江青指使，自己是刘盆子。陈委屈至极，甚至闹着要去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