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一样搞“四大”。他们认为：如果军队开展“四大”，必然出现无政府主义，什么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都将变成一句空话。军队没有铁的纪律，命令不服从，打起仗来“放羊”，军队就不成其为军队了。这样搞下去，军队怎么能担负起保卫国家的重任？
两种意见，针锋相对，相持不下。
针对军队高层“坚守阵地不后撤”的态势，“中央文革小组”必须找到突破口，打破这种僵持不下的局面，将“文革小组”的势力渗透到军队。
陈伯达、江青等人决定对萧华进行突然袭击，并且拉上叶群帮腔。
江青说：“萧华是总政主任，发文件，把总政和军委并列，是什么意思？”
叶群也从口袋里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稿子，指称萧华反对林彪，破坏文化大革命，责令萧华当晚到他们已经通知召开的工人体育场十万人大会上做检查。
在场人都明白他们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向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发难，其实就是企图以此制造事端，打开搞乱军队的缺口。
一向有着敏锐洞察力的周恩来当晚就从叶剑英关于军委扩大会议情况的报告中看出端倪，意识到批斗萧华会使军队陷入混乱。于是，他刻不容缓地拿起电话告诉叶剑英：“没有我的命令，萧华不能去大会检查！”
即将到手的“大鱼”就这样溜掉，叶群等人岂能容忍。他们故意将军委扩大会议要批斗萧华内容泄漏出去，让“造反派”取而代之完成拉网行动。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等单位的造反派得知消息，连夜发起突然袭击，冲到景山东街去抓萧华。富有战争经验的萧华警觉性很高，造反派刚到门前，他便闻风而动从后门逃出，跑到西山叶剑英住所躲了起来。
没有抓到人，造反派不肯罢休，对时任总政主任的萧华住宅进行了大翻大抄。
第二天上午，军委扩大的碰头会在京西宾馆继续进行。
坐在叶剑英左侧的江青见萧华没到，阴阳怪气地问：“总政治部主任失踪，躲到哪里去了啊？”
叶剑英压了压火气，没有搭话。
不一会儿，萧华来了。他向大家讲述了自己昨晚如何“出逃”，如何被抄家的经过。
一向温和少语的徐向前再也按捺不住胸中上涌的热血，狠力拍了一下桌案，茶杯盖被震翻落地，跌了个粉碎。
叶剑英干脆直言相告：“萧华昨天半夜里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说着，他也“啪”的一声，朝桌子猛击一掌。由于用力过大，叶右手小拇指指骨被震裂。
1月“大闹京西宾馆”走出了抗争的第一步，拉开了1967年“二月抗争”的序幕。
就在各地武斗升级、派性加剧之际，毛泽东突然一反常态地对“中央文革小组”提出了严厉批评。
2月10日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针对江青、陈伯达没有报告中央就公开在群众中点名打倒陶铸一事，狠狠地批了他们几个“干将”。这是毛泽东“文革”以来第一次对“中央文革小组”表达自己的不满。
“打倒陶铸”在开年中央会议上就已经明确，虽然让其靠边站，但毛泽东一直没有同意将陶的问题推到社会上，对陶铸的批判基本是限制在中央内部进行的。
到1967年，钱嗣杰跟随毛泽东已经三年多了。
“文革”爆发后，他镜头里的老领导在一个个减少，即使偶尔在镜头中出现，其座次位置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来中间的坐到两边，诸如朱德、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政治局常委成员；原来靠边的坐到了中间，诸如江青、陈伯达等“中央文革”成员，其中也包括陶铸。陶铸自八届十一中全会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位居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的“第四号人物”，不久又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文革”顾问。陶铸不仅是“文革”初期的崛起者，也是老干部逆势而上的一个特例。
对于陶铸，摄影记者钱嗣杰要更多地熟悉一些。一是因为陶铸分管宣传新闻，与新华社领导还有记者打交道比较多，加之他又是中央领导人，在镜头中出现频率高，负责报道中央新闻的记者都熟知他。陶铸在钱嗣杰的镜头里，不仅出镜多，镜头后的故事也多。一开始，钱嗣杰听说要打倒陶铸，心里震动不小。眼前的现实让这位身处政治中心却远离政治话题的摄影记者多少有些想法。毛泽东外出南方经常与陶铸见面，加之陶铸夫人曾志与毛泽东曾并肩战斗在井冈山，是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感情上比较亲密。毛泽东的生日宴会上常会有他们夫妇的身影。与刘少奇发生分歧那一段时期，陶铸也是毛泽东倾吐心声的对象之一，他是毛刘关系日益走向恶化的见证人。
这样一个人物，怎么说倒台就倒台了呢？政治舞台上人物换场也有些太快，大喜还没有过去，大悲就跟着而来，笑容与哭泣之间几乎没有过渡的间隙，这样的大起大落的人生戏剧，无论是台上还是台下，都一时难以适应。
钱嗣杰至今还记得，1966年国庆节的天安门城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