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8日，湖南老家向“游子”张开了双臂，欢迎毛泽东回来视察指导工作。毛泽东对家乡父母官更是情真意切，他觉得群众运动有一个规律，到了时候才会回头。这句话反映了毛泽东对如何处理群众运动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的基本态度。在他看来，这些问题是需要解决的，但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难以解决，急着去解决也解决不了，而现在似乎快到时候了。他表态：“学校造反派也要学政策，什么以我为核心，这个问题要解决，两派都是工人，一派是左派，一派是保派，我总想不通。越压越反抗。”
毛泽东在湖南只待了一天就前往武汉。9月19日，他再次来到了这块白云黄鹤的地方。此时的武汉天气凉爽了一些，大街上的游行与武斗也退去火药味，消停了不少。大家来到东湖宾馆，依然心有余悸。前不久，王力还在此地踌躇满志，得意忘形；此时，王力已是囹圄之身，不是到处讲话作报告，而是闭门写检查作交代了。
物是人非，钱嗣杰也唏嘘不已。
在武汉，毛泽东开始思考政治机构设置走向正常轨道的问题。他把谈话的重点都放在了下一步的工作部署上。他提出要筹备“九大”，而且准备放在明年秋季或者后年一月份召开。开“九大”就肯定要涉及干部问题，毛泽东对此也有比较成熟的考虑。他认为，多数的干部是好的，要解放一批干部，大胆使用一批干部，中央委员会要扩大。中央委员会要选些新鲜血液，代表里要有新鲜血液。他还提出党的机构、政府机构都应大大缩小。
第二天，在与武汉军区和湖北省的领导干部谈话时，毛泽东语出惊人，第一次对“四个伟大”表示不满：“现在我很不喜欢你们给我的四个官衔，什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叫毛主席就行了。”
“四个伟大”不是林彪提出来的吗？听者心头都掠过一丝诧异，但是谁也不明白毛泽东的用意，也不敢接过这个话题。
21日上午，毛泽东根据各地解决问题的情况，很有把握地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全国在春节前就差不多了，解决了。”他还指出，“文化大革命明年春天结束，不能再搞了。”
当天，毛泽东离开武汉，经过河南郑州，于23日回到北京。这次南巡共两个月零十天。其中上海就待了近两个月。
为了扭转“乱”的局势，9月23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前后，经他批准，从8月25日开始，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连续发出多份关于开展“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为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一系列文件密集下发：
9月5日，《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
9月13日，《关于严禁抢夺国家物资商品、冲击仓库、确保国家财产安全的通知》。
9月23日，《关于在外地串联学生和在京上访人员立即返回原单位的紧急通知》。
10月7日，《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
10月14日，《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
10月17日，《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
11月14日，《关于各级军区机关目前不搞“四大”和军以下部队坚持正面教育的通知》。
其中，由中共中央整理转发的《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最充分集中地反映了毛泽东希望稳定局势、恢复社会正常秩序、使“文化大革命”的发展纳入他预期的轨道中去的心情：
毛主席号召各地革命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毛主席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有些人当了保守派，犯了错误，是认识问题。有人说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可以变的嘛。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极少数人的立场是难变的，大多数人是可以变的。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要互相少讲对方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利于革命的大联合。
…………
关于干部问题。毛主席说，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我们的干部中，除了投敌、叛变、自首的以外，绝大多数在过去十几年、几十年里总做过一些好事！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犯了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都要团结教育他们。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运用“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