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法。于是，威名显赫一时、列为“中央首长”的王力和关锋，立刻失去了自由。他俩被软禁于钓鱼台二号楼，“闭门思过”。“请假检讨”后的王力与关锋，被软禁在不同的楼层。他们得到的命令是：二人之间不能见面。王力和关锋实际上被限制行动。10月16日，王力被押送到北京西山一座别墅里，由北京卫戍区看管。在西山这座别墅里，王力的生活待遇仍没有变，还允许他带一些书籍在那里看，但同样不允许他与外界联系。
1968年1月26日，正值春节前夕，按照中央的决定，王力被关进了秦城监狱。在这里，不允许他看报纸和书籍，住得不好，吃得也很差。与众不同的是，由于毛泽东曾发话“不准提审王力”，因此，在秦城那一段时间里，他没有被提审过，也没有被宣判犯有什么罪，不过党籍被开除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在决定对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案重新进行审理时，对王力的问题也进行了审理。
1982年1月28日，王力获释，从此过上了普通市民的生活。1996年5月，王力感到身体不适，经医生检查，发现患有胰腺癌，并且已经扩散。10月21日，王力在北京肿瘤医院病逝。
【毛泽东坐火车离开上海，继续南巡。经杭州、南昌、长沙、武汉、郑州返回北京。他一路讲得最多的是正确对待干部和消除派性问题，希望尽快地出现一个“革命大联合”的稳定局面。】
毛泽东通过处理王力、关锋、戚本禹的问题，发出了要治理“文革”大乱的信号。这一举措，在社会上引起不小震动，对局势逐步走上正轨产生了积极影响。处理完王、关、戚三人问题后，9月16日，毛泽东决定离开上海完成南巡计划，沿着杭州、南昌、长沙、武汉、郑州这条线走一趟，然后返回北京。
毛泽东在7月中旬离开北京时，原计划是要走访七八个省视察“文革”进展情况的，不料南巡第一站武汉就遇到突发事件，他被迫飞到上海，以致南巡计划搁浅，没有完成。
在钱嗣杰眼里，毛泽东抵达上海后与在武汉时相比，情绪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武汉，毛泽东情绪饱满，对什么天下大乱毫不畏惧也不在乎；从武汉转移到上海后，毛泽东开始沉默寡言，此种情况持续了将近两个月。他主要是靠阅读文电、报刊以及调查研究了解国内外情况，指导工作。他对“文化大革命”还需要进行多长时间，不再像以前那样有信心。“文革”进展的时间比他原来预计的要长，但此时的他仍认为有三年是差不多的。他的想法在8月16日同阿尔巴尼亚两位专家谈话中表露出来了。
毛泽东说：“我们这次运动打算搞三年，第一年发动，第二年基本上取得胜利，第三年扫尾，所以不要着急。凡是烂透了的地方，就有办法，我们有准备。凡是不痛不痒的，就难办，只好让它拖下去。”“卡博和巴卢库同志是一、二月份来的。当时我要留他们呆到四月份。我说过，三个月，即二、三、四月，可以看到眉目。现在的设想有些改变。经过四、五、六、七月，现在八月份了，有些地方搞得比较好，有一些地方不太好，时间要放长一些，从去年六月算起共三年。既然是一场革命，就不会轻松。这是一场严重的斗争。”7
“文革”最后搞了十年，完全超出了毛泽东的预料和掌控。
自从9月毛泽东踏上南巡征途，专列每一次停靠曾经大乱的地区，毛泽东都要找来沿途省委负责人谈话，讲得最多的仍是正确对待干部和消除派性问题，希望尽快地出现一个“革命大联合”的稳定局面。
求稳，求团结，成了毛泽东再次南巡的主题。
9月16日当天，列车抵达浙江杭州。他一开始就谈怎样正确对待干部的问题：“龙潜、阮贤榜(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省军管会副主任。)有错误，还要帮助他们，不能一棍子打死，不能像湖南农民对待地主一样。对待干部不能像对待地主一样，罚跪、坐喷气式、抄家、戴高帽、挂牌子，这种做法我是反对的。这种做法破坏了我们的传统。对国民党的杜聿明、黄维、王耀武还优待嘛!希望他们错了就改嘛，能站出来。哪有那么多人要打倒啊!对干部要一分为二嘛!不能一切都抹杀了，他们过去还打过很多仗嘛!”对打派仗的问题，他又说，“红卫兵、工厂的工人分两派，一个工厂、学校分两派，我想不通。双方都有后台。”他如此归纳：“形‘左’实右，现在还是以极左面目出现，这是主要的。”“运动的第一年已经过去了，第二年又过了三个月了，七、八、九，我看(明年)春节差不多了，可能有个眉目了。”
9月17日毛泽东专列到达江西。他说：“干部垮得这么多，究竟是个好事还是坏事?现在要批评极左派思想——怀疑一切。这种人不多，但是能量很大，与社会上坏人勾结在一起。我们不是专为保守派说话，是教育左派的问题。总之，要团结大多数嘛!”“要拿一个纲领来团结起来，不是拿哪一个为核心来团结起来，我还是偏向于要多一些人。”“总而言之，打击的面要缩小，教育的面要扩大，包括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