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不动还行吗？”“现在外交部还是原班人马，原封未动……还是三结合班子好，以革命造反派为主体。”
在王力的煽动下，旋风再起。造反派们毫无顾忌地冲进外交部，高喊“打倒陈毅”，坚持要封闭外交部党委、政治部，宣布“夺取”部党委的大权，致使外交工作陷入一片混乱。
就在“揪军内一小撮”之声甚嚣尘上时，1967年8月12日，从上海传来了一个令人惊惧的消息——伟大领袖毛主席爆发了“无产阶级雷霆之怒”！
原来，毛泽东在上海反复看了几遍《红旗》杂志的“八一”社论后，愤然在上面写下了“大毒草”三个字！随后又写下批示：“还我长城！”接着，毛泽东又在林彪送审的一份准备下达全军的文件中，圈去了多处“军内一小撮”字样，批示：“不用！”
毛泽东一系列与“中央文革”唱反调的态度与批示，令“中央文革”和林彪陷于惶恐。
毛泽东的“震怒”使北京的政治气候骤变。林彪和“中央文革”成员们以求自保，为洗脱干系，相互之间打起了太极拳，千方百计将这个“大毒草”推诿在别人名下。
林彪立即闭上“尊口”，溜到北戴河避暑疗养去了。他深知自己位于“副统帅”的位置上，即使毛泽东要动“外科手术”，暂时也动不到自己头上。
江青处于“第一夫人”的位置，虽说毛泽东不时批评她，管束她也多，但不管怎么说，她还是主席的夫人。
康生是个久经沙场的老滑头。“八一”之前，康生告诉王力，他曾打电话给汪东兴，请示过主席，主席同意召开欢迎谢富治、王力的大会，也同意“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八一”之后，毛泽东发话了，康生也跟着改口，说主席只同意开“欢迎大会”，没有同意“军内一小撮”的提法。
江青和康生联合起来，把责任全推到了陈伯达身上。
陈伯达再次成了“刘盆子”。不过，他吃一堑长一智，没有接招，而是转手推了出去，将责任推给“八一”社论的起草者林杰与审定者王力和关锋。
此举令江青、康生幡然醒悟，因为当时陈伯达已是中央“第四号人物”，何况又是“中央文革”组长，倘若陈伯达倒台，势必会在全国引发一场反对“中央文革”的浪潮。于是，江青、康生再加上陈伯达一起努力，决定把王力、关锋作为替罪羊抛出去。
真是无巧不成书，正在王力政治仕途命悬一线时，外交部一把大火彻底烧毁了他的“大好前途”。8月22日夜，外事口造反派和北京一些红卫兵组织冲击并焚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制造了一起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严重的违法涉外事件。毛泽东在上海得知此事格外震惊，当知道事件缘起于王力8月7日煽动外交部夺权的讲话，更是怒不可遏。他在“大毒草”的基础上又加了两个“大”，将这篇讲话斥之为“大、大、大毒草”！
此时，毛泽东的愤怒已达到了极点！
事到如今，王力纵使再精明也无回天之术，他“死”定了……
往往人一落井，就有人跟着甩石头。很快，有人提供了新的材料：早在1967年1月，《解放军报》发表的“宣传要点”中，便已提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这个“宣传要点”清样上排印着“王力、关锋”的名字。当时的王力刚被毛泽东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组组长，关锋负责《解放军报》。这个材料说明王力、关锋早在1967年1月便已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关锋也在劫难逃。
于是，王力、关锋的问题再加上“中央文革”另外一成员戚本禹的问题，被系统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同意了从“中央文革”中除去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人的建议。而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通过“丢卒保车”使得他们自己保级成功，顺利过关。
为了遏制国内局势进一步恶化，特别是看到全国内政外交存在濒于全面失控的危险，毛泽东做出了抉择。“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到处煽风点火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受到了“隔离审查”。这项具有全局性意义的重大决断，不仅预示着“文革”大乱必须降温，也警告了那些带头煽动制造混乱的人们不可越线太远。
王力一个多月里的大起大落，好似过山车的命运，也令人瞠目结舌。
1967年8月30日下午三时，在钓鱼台十六楼召开“中央文革”扩大会议。周恩来坐在会议主席的位置上，他的两边坐着“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和顾问康生。
江青宣布开会，指出这次会议的主题是“中央文革”的“生活会”，主要批判王力、关锋、戚本禹。
康生作了长篇发言，主要批判王力，并来了个新账老账一起算。康生历数王力之罪：反党乱军、毁我长城，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然后追溯到“文化大革命”前，说王力是刘、邓、王（即王稼祥）修正主义路线的黑干将。
会议结束时，江青宣布：“王力、关锋从今天起请假检讨！”
“请假检讨”是隔离审查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