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成武如实答复：尽管解放前不熟悉，但解放后两人关系不错，而且陈再道人不错。毛泽东把不准的是冲击东湖宾馆的势力针对的指向，疑心是否会是因为反对他而出现了“抓人事件”。
杨成武别的不敢保证，但在没有人反对毛主席这点上他敢保证。杨拍着胸脯为陈再道担保，并向毛泽东坦言：“主席，谁也不会反对你，老红军、老干部、老党员、老百姓，都把你当成大救星，军队里的老同志都是跟你干革命的。”
杨成武的话，毛泽东是相信的。他也知道，如果陈再道真的反对自己，他们一行人很难从武汉撤出。
事后，毛泽东让还在武汉处理“后事”的周恩来把陈再道、钟汉华、牛师长、蔡政委都接到京西宾馆去，并转告陈再道三句话：一是有错误就检查，二是注意学习，三是注意安全。
听得出来，毛泽东对武汉军区领导的看法经过两天冷静的思考，比以前要实际了很多。
毛泽东担心口说无凭，便动笔代中央起草了一封发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他在电文中写了一段重要的话：“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
尽管电文中说陈再道犯了严重错误，但与林彪、江青等把“七二○事件”说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事件”、把陈再道说成这个事件的“罪魁祸首”相比，毛泽东对陈再道的保护是显而易见的。电文中，他依旧称陈再道为“同志”。陈再道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如果没有毛泽东的这两个字，林彪他们要整死我们，那是易如反掌的。”
冷静下来的毛泽东，他的反思是认真、也是深刻的。一个多月后，毛泽东在批评王力的同时，也做了自我批评。他表示：“在武汉，我同你们谈话时，当时王力的态度就很凶。我们有个错误，第一天到武汉就应找陈再道做工作。”而王力却“没有先做好部队的工作，然后再去做好两派的工作。没有好好进行调查研究，下车伊始就哇里哇啦地叫，这种人没有不犯错误的”。
【“七二○事件”后，王力紧跟江青、林彪，继续谱写自己的“英雄历程”，掀起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浪潮。毛泽东意识到“天下大乱”过了头，准备拿“带头人”开刀。不久，王力、关锋、戚本禹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在北京，林彪、江青等人与毛泽东态度相反，他们抓住“七二○事件”大做文章，变本加厉地进行煽动。
7月22日，江青接见河南省造反派代表时说：“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不能天真烂漫，当他们不放下武器，拿着长矛，拿着大刀对着你们，你们就放下武器，这是不对的，这是要吃亏的，革命小将要吃亏的。现在武汉就有这个情况。”“文攻武卫”这句很关键的话出自江青，给了各地武斗一个升级的理由。由此，所有拿着武器的人都可以标榜自己是在文攻武卫。
7月25日，王力等人如同凯旋的英雄出现在北京的欢迎会上。林彪深受启发，他对红卫兵头头蒯大富、韩爱晶说了这样一番意味深长的话：“事情发展到坏的顶点，就要向好的方面转化。从前我们要做文章，但没有题目。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要抓住大作题目。估计最近一个月将是全国矛盾激化的一个时期。”
仅仅过了两天，7月27日，林彪终于抓住了大作的题目。他主持军委会议，在决定撤销陈再道和钟汉华的职务的同时，决定借此提出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揪军内一小撮”。他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乘机在军内清除异己。说穿了，无非是借“七二○事件”为题，继续做批判“二月逆流”的文章。在林彪、江青他们看来，“二月逆流”中的主将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等都属于“军内一小撮”。
又过了四天，8月1日建军节到来，这天的《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纪念建军四十周年的社论，题目是《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社论写道：“不久以前，武汉地区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勾结起来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镇压。”“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同时，社论还提出了一个颠覆历史的“新理论”：“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是林彪同志直接指挥的伟大军队……”
这篇社论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各报转载，立刻在全国卷起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浪潮！
回到北京的王力，似乎觉得自己“英雄”历程不够完美，还需要在北京继续高歌猛进。代表“中央文革”，在北京到处发表讲话，成为这位宣传组组长最能体现业绩的差事。他所到之处，都会刮起一阵旋风。8月7日，他为配合《红旗》社论，跑到了外交部，对造反派发表讲话，煽动夺权。他说：“部党委班子没有动吧？这么大的革命，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