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王力不肯，解释说自己无权签字，哪一派是不是革命群众组织，应该由中央决定。因为王力不承认“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百万雄师”怒气冲天。正如王力回忆，当时“突然拥进了一些人，不知是什么人，连他们的负责人也控制不住，动手打了我，把手表和钢笔也抢了，打得一塌糊涂”。
在北京，早晨传来武汉冲击东湖宾馆的消息，“中央文革”马上召开紧急会议；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后来还有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商议武汉事态，一致要求毛泽东立即转移。“转移”的书信是林彪起草，随后由叶群的秘书送戚本禹修改。戚本禹觉得“这是大事”，责任太大，他又找到陈伯达、关锋一起修改。最后信的末尾，签署的是江青的名字。
江青将信件交给邱会作，同时下达了死命令：“你有脑袋在，这封信就要在！”邱会作带着信到达汉口后，却过不了江。直到20日下午才在汉口机场支线的专列上，将信件面交毛泽东。邱会作告诉毛泽东：“外面形势不好，林彪、江青为毛主席的安全担心，请主席转移到别的地方去。”同时，周恩来也来到了武汉。一到武汉，周马上布置毛泽东撤离的事宜，命令海军在汉的军舰只有水兵上岸行动，将驻扎孝感的空十五军调进武汉维持局势。
转移出来的毛泽东开始只是叫人通知陈再道找回王力，对自己是否离开武汉并没有拿定主意。当他接到邱会作的这封信后，态度马上发生了变化。他开始怀疑陈再道和“百万雄师”一道策动了一场“暴乱”。放下书信，毛泽东决定立刻离开武汉。
“准备飞机，我们离开武汉。”毛的话有些生硬。
杨成武问：“是准备专机，还是坐空军的飞机？”
“都准备。”
一切都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办好了。凌晨二时，毛泽东坐着武汉空军的汽车，在中央警卫部队的护卫下，风驰电掣般地直奔机场。直到此时，毛泽东才告诉杨成武：“坐空军的飞机。”
空军机场的气氛十分紧张。有十几个干部战士笔挺地站在飞机前担任警戒。
杨成武走下汽车，直奔飞机，对他们说：“马上把舷梯推过来。”
一个干部口气强硬地回答：“没有武空司令员和政委的命令，谁也不准动这架飞机！”
杨成武也急了，他大声道：“我是代总长杨成武，给你们司令政委的命令是我下达的！”
无奈，那些战士只对自己的司令和政委负责，他们也不认识代总长，杨成武怎么解释也没用，战士根本不给他放行。
毛泽东坐在车里，察觉到了眼前受阻的情况。他干脆自己从汽车上下来，径直朝飞机走去。
杨成武对战士们喊道：“你们看，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要坐这架飞机！”
战士们没有见过毛主席，但毛主席的模样无人不晓。此时得见毛主席真颜，无不惊诧，如在梦中。很快，他们缓过神来，赶紧把舷梯推了过来。在众人的凝视中，毛泽东一步一步登上飞机。
机长过来询问：“往哪个方向飞？”
杨成武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就听毛泽东操着湖南口音说：“先飞起来！”
飞机轰鸣着离开了大地，在武汉上空盘旋。
毛泽东透过舷窗看了看脚下的武汉三镇，过了一会儿才说：“往东飞，去上海。”
毛泽东说完这句话，闭上了眼睛，陷入了深深的思索。此时距离“七二○”事件发生才一天一夜，但对于毛泽东来说，可能是“文革”爆发以来“天下大乱”的浓缩。他没料到自己会以这样的方式仓促离开武汉，更不会知道，这是他有生以来最后一次乘坐飞机。
据统计，毛泽东一生乘坐飞机大概有六十次左右。1945年去重庆参加国共和谈是毛泽东第一次坐飞机。1956年5月3日，毛泽东乘飞机去外地视察。在6月4日从武汉返回北京的飞行中，他的专机抵达河北上空，由于遭遇强大雷电干扰，飞机上的无线电通讯突然失灵，专机与地面失去了联系。半个多小时后，专机才从厚厚的云层里钻了出来，最后有惊无险地降落在北京的机场。据说当时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没等毛泽东走下飞机，就站在刚打开的机舱门前，冲着里面大声说：“主席啊，我的脑袋可都掖到裤腰里了！”自从这次毛泽东空中历险之后，中央政治局决定严格限制毛泽东乘坐飞机。有报道曾说从此毛泽东不再乘坐飞机，实际上，毛泽东以后还多次乘坐飞机前往外地视察。
7月21日上午十一时，毛泽东乘坐的飞机安全抵达上海。他走下飞机，高兴地对身边人说：“坐飞机不是很快吗！今后你们还让不让我坐呀？”看来，他对中央政治局限制自己乘坐飞机还是不满的。
钱嗣杰走出飞机，眼前熟悉的上海机场令他那悬了一天一夜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离开乱哄哄的武汉，毛泽东的头脑逐渐冷静下来。抵达上海，有一夜他睡不着觉，把杨成武叫去问询：“你过去认识不认识陈再道？这个人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