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向毛泽东主席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周同时向陈再道转告了毛要保他的意图。
周恩来肯定了武汉军区抓革命促生产的成绩，并且替武汉军区承担责任，表示解散造反派“工总”是受了他一次讲话的影响。周恩来也预见到“工总”起来之后，可能会对“百万雄师”进行报复，他答应这个工作由中央来做。然而，由于四点指示在根本上否定了武汉军区的“支左”工作，否定了保守组织“百万雄师”，周恩来并没有能消除陈再道等人的抵触情绪。正如陈再道后来所说：“当时，我们没有体谅总理的难处，不承认犯了路线错误。”
7月18日晚，周恩来带领陈再道和钟汉华来到梅岭一号。毛泽东来武汉已经四天，才第一次接见陈再道与钟汉华两位军区主官。这也是他后来觉得不妥的一点。
毛泽东了解到陈再道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没有生气，他亲自接着继续做陈的思想工作：“方向路线错误怕什么？现在他们一提就是方向路线错误，都是方向路线错误。要做好工作，慢慢来，不要着急，首先把部队的工作做好，把‘百万雄师’的工作做好。”毛泽东很有信心地对陈再道、钟汉华说：“我要他们做工作，做工作做到不仅打不倒你们，而且要做到拥护你们为止。”
毛泽东指的这个“他们”就是谢富治、王力、余立金三人。他们听从毛的指示，在武汉设立了一个接待站，专门来做来访群众组织的思想工作。
陈再道当着毛泽东的面，只得口头承认自己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且答应支持造反派。周恩来终于松下了一口气。见事情已经基本理顺，他便连夜离开武汉飞返北京。
毛泽东与陈再道、钟汉华等的谈话到晚上十时方才结束。他很客气地把陈再道等人送到走廊上。这时，刚好有几个招待所的服务人员站在走廊里。毛泽东把他们招呼过来，一边要他们同陈再道、钟汉华一一握手，一边笑着对他们说：“再不能打倒你们司令了吧?我是不打倒他的。”
周恩来一离开武汉，有了毛泽东重托的王力等人，立刻觉得头上少了一道紧箍咒，行动可以进一步放开。他们来到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造反派总部，王力还激情澎拜地发表了讲话：“武汉问题一定解决得最好、最快，因为武汉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坚定不移地支持你们。你们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把这种形象翻过来，叫它一去不复返！”同时他们还将中央“四点指示”传达给了造反派。
王力一番带有倾向性的讲话激发了造反派的斗志，他们连夜出动广播车上街，播发王力讲话的录音和中央“四点指示”——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要为“工总”平反，造反派是革命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
第二天，造反派还在欢呼自己的胜利，更多的广播车上了街，王力在水利电力学院的实况录音已经是家喻户晓。
这下，一石激起千层浪。19日，武汉局势骤然恶化，被套上保守派大帽子的“百万雄师”群众哪能咽得下这口气？在那个将政治生命看得比自己生命还要重要的年代里，“保守派”这一结论，等于宣判了政治死刑。为了表示还击，他们开始声讨王力，要求王力从“中央文革”滚出去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了武汉街头。
同一天，陈再道、钟汉华在军区党委常委会上念了检查，下午由谢富治、王力做工作，直到夜里十一点多。
被打成保守派的群众组织与武汉军区一些指战员经过一天多的酝酿、发酵，情绪一下子膨胀起来，很快就失去了控制……
【毛泽东抵达武汉不久即遭遇“七二○”武斗事件。凌晨二时，东湖宾馆充斥着紧张的氛围，摄影记者钱嗣杰也成了备用驾驶员。很少乘坐飞机的毛泽东，不得不从空中紧急“撤”往上海。天下真的应该如此大乱吗？新的问题摆在了毛泽东面前。】
钱嗣杰跟随毛泽东来到武汉之后，发现他一直在找人谈话，一刻也不休息。这次也是他见毛泽东穿着睡衣谈事情最多的一次。毛泽东不出门，每次睡醒总是穿着睡衣就开始忙着和人谈话，一谈就是半夜，白天连散步的时间都会用来谈话。如此一来，钱嗣杰拍摄的时间也少了许多，忠于职守的他在自己的房间里始终等候拍摄主席的通知。本以为毛泽东要在7月16日这天下到长江里做一番“故地重游”以纪念自己畅游一周年，可等了一天，什么也没发生。钱嗣杰明白，东湖宾馆的风平浪静，并不意味大武汉就太平无事。他怎样也想象不到，最高安全级别的东湖宾馆很快会遭到冲击，而且冲击的人群几乎是全副武装，濒临战争状态。这是钱嗣杰一生中最为惊骇的时刻，也是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毛泽东五十多次外出中，唯一一次身陷危局。
7月20日是毛泽东来到武汉的第六天。这天夜里，气温同往常一样闷热。毛泽东很晚才熄灭卧室的灯。临近黎明，天色依旧黯淡，整个东湖宾馆已经进入睡眠，万亩东湖水面也在宁静中轻轻地泛动着微波。
零点三十分，武昌公安局十四人突然冲进东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