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员钟汉华找去，要他们集中力量抓好三件事：“一是抓革命、促生产；二是抓好按行业、按系统的革命大联合；三是抓好大、中学生的复课闹革命。”3月17日，武汉军区和公安机关曾根据《军委八条命令》，把武汉地区军内外的一批造反派组织头头和骨干分子抓了起来。21日，武汉军区又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并且解放了一大批地方干部，成立省市的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这些措施，虽然稳定了武汉地区的局势，使生产形势得到迅速扭转，但也引起各造反组织的不满和林彪、江青等人的高度关注。
4月6日，《军委十条》下达后，武汉地区的形势立刻出现大的反复。造反派组织公开声称要粉碎“武老谭”（造反派把陈再道称为武汉的谭震林)制造的“二月黑风”，把矛头直接对准了武汉军区。
5月16日，同这些造反派组织持不同观点的群众在“工人联合会”的基础上成立了“百万雄师”联络站，队伍迅速扩大。
6月4日，鉴于当时严峻的局势，武汉军区发表《公告》，肯定了“支左”方向的正确，重申不得为“工总”翻案，同时也检讨了“支左”工作中某些缺点和错误，希望各群众组织在新的形势下，求大同，存小异，尽快实现大联合。但两派组织对这个《公告》都不满意：造反派认为，军区是“假检讨，真反扑”，闹得更凶；“百万雄师”认为，军区这个《公告》太软弱，扶不了正，压不了邪，也对军区不满。
6月26日，“中央文革”办事组和全军“文化大革命”办公室给武汉军区发了一道经康生授意拟定的电报：
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按照中央《六六通令》严肃处理。
武汉军区一下子被挤压在了两派都不满意与“中央文革小组”指责的多重夹缝中，举步维艰。
正是此时，毛泽东抵达了武汉。
毛泽东到武汉后，住在东湖宾馆的梅岭一号，先到的周恩来住在百花一号。原来在成都、这时被叫来汇报情况的谢富治和王力住在百花二号，陈再道和武汉军区政治委员钟汉华也搬到东湖宾馆的乙所。随周恩来和毛泽东先后到达武汉的三军领导，带来了三军作战部长和其他工作人员，为毛泽东的此次南巡架设了电台，建立了“前指”。
7月17日上午，毛泽东在住地听取谢富治、王力汇报四川、云南、贵州等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并研究武汉地区的问题。在座的有周恩来、杨成武、汪东兴、余立金(空军政治委员)、郑维山。毛泽东对周围的一切仍不很在乎。当谢富治谈到湖北造反派要打倒陈再道时，他说：“凡是有错误，不管是大错误小错误，只要承认了错误，统统不打倒。承认错误了，再打倒，那就是他们的错误了。”在讨论解决武汉问题时，毛泽东指示：要给“工人总部”平反，“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谢富治、王力要派专人做好他们的工作。军区对两派都要支持。
大家谁也没有想到，谢富治和王力在见了毛泽东之后，跟随他们一路同行的北航的四个造反派也由成都赶到武汉。王力等人不顾周恩来关于中央代表团暂时不要公开露面的指示，到武汉的大街上看了大字报，公开了他们的身份。这无疑给武汉的造反派打了一针强心剂。周恩来见事已至此，只好让他们公开打出中央代表团的旗号，并希望借此来遮蔽毛泽东主席就在武汉的事实。
7月16日，造反派举行大规模游行，反复播放了《毛主席派人来》的高亢激越的歌曲，欢迎谢富治、王力来解决武汉问题。
王力他们有了如此重任，更是乐此不疲地接见“造反派”，并表示亲切慰问和支持。他们这样深一脚浅一脚地“做工作”，毫无疑问会与另一派的对立关系更加紧张。
毛泽东畅游长江一周年成为两派相互争斗的由头。7月16日，两派组织都要到武昌江边游泳，横渡长江。这一热爱伟大领袖的忠心活动让陈再道和武汉军区无法阻止。这天两派都到武昌江边游泳，肯定会发生武斗，中央“六二六”电报对军区压力很大，再发生流血事件，他们说什么也不好向中央交代，更何况毛泽东已经亲临武汉，一定要确保不能大乱。陈再道只能协调两派组织分开进行横渡活动，经过说服做工作，“百万雄师”组织同意15日提前一天搞横渡长江的活动，可是造反派不服气，觉得自己受了压，决定乘“百万雄师”15日渡江之机，游行到汉口，给受压迫的造反派鼓气，标语口号是“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打倒陈再道”、“工总翻案，老保完蛋”、“造反派永立江城”的口号。
与此同时，周恩来在7月15日至18日连续四天召集武汉军区师以上负责人开会，听取武汉军区的汇报。周恩来在会上传达了中央的四点指示，从而引起陈再道以及武汉军区一些负责人的抵触。对此，周恩来像对待参与“二月逆流”的几位副总理和老帅一样，苦口婆心地劝说陈再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