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1967年，一场夺权风暴席卷而来。陶铸的命运在摄影记者镜头中大起大落，高层结构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毛泽东意欲批判陶铸，不料被江青提前透露消息，他对此大为不满。】
1967年曾被周恩来称为“最不平静的一年”。
这年，红卫兵组织分裂为不同的派别，以致发展到大规模武斗。各派别组织围绕着权力分配，进入了夺权阶段。他们为在新成立的革委会里占有的名额多寡、分管实权的大小而吵闹不休。
毛泽东对这种情况很是不悦：“现在是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于是工宣队、军宣队相继进入学校等单位系统，红卫兵运动逐渐退去热度，从“文革”舞台中心位置移到边缘。随着1968年开展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红卫兵作为一支“文革”中的政治组织逐渐远离政治中心，成了农村基层的附属政治力量，全社会对其关注的程度也慢慢减弱。这些曾经为“文革”运动迅速席卷全国推波助澜的年轻人，为了生活与出路，自觉不自觉地开始远离甚至厌恶曾经的政治生活；某种程度上讲，红卫兵既是时代的弄潮儿，也是大潮的淹没者。
1967年的元月初始，“天下大乱”头场戏便以“一月革命”高调登场。
此时的“文化大革命”，没有任何斯文可言，也绝无红军当年“闹革命求解放”的意义。对于江青一伙来说，要攫取更大权力，必须“革掌权人的命”，他们理直气壮地打着“革命”的旗号进行着他们所期望的“革命”。在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红色外衣下，一切不可思议的事情都顺理成章地发生了。
一月，滴水成冰的冬季，并没有阻挡人们“打倒一切”的火热激情，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不负“文革”孕育之地的美誉，率先完成了一月“夺权”的重任，再次打了个头炮。
事后在张春桥、姚文元主持下，“上海人民公社”宣布成立。《文汇报》发表了《伟大的历史性的革命创举——欢呼上海人民公社诞生》的社论。
上海的暴动为全国红卫兵组织上演了一出“夺权”大戏。各地“观摩”此戏之后，纷纷效仿，给原本混乱的局面雪上加霜……势不可挡的“夺权”浪潮迅速生成台风，已经被“文革”大潮冲击得奄奄一息的各级党政机关，面对突如其来的狂澜，几乎没有任何“还手之力”，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便纷纷陷入了瘫痪状态。
伴随着呼啸而来的“夺权”浪潮，涌动着“夺命”的暗流。几乎和“一月夺权”狂潮一同迭起了一股打击、迫害老干部的恶浪，被夺去权力的人，不是挨批被斗靠边站、就是妻离子散家破碎……
1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突然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打倒。
同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被康生冠以“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表”的罪名打倒。
陈毅、叶剑英两位中央军委副主席被指责为“军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遭到造反派围攻。
1月7日前后，成千上万的红卫兵连续包围并多次冲入中共中央、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要揪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和陈毅、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等人。
1月8日，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阎红彦上将在纸上写下了一行字：“我是陈伯达、江青逼死的。”之后，含冤自尽。
1月21日，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中将突然不明不白地死于司令部招待所花园的一口井里。
1月22日，煤炭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张霖之被残酷迫害致死。
1月29日，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省长卫恒连续惨遭揪斗，自杀身亡。
短短的一个月内，许多党、政、军高层领导含冤而亡。他们当年出生入死，没有倒在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的枪口下，却倒在了和平年代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
大乱之际，人心叵测，乱象丛生，有人推波助澜，有人无可奈何，有人听之任之，也有人任其摆布。即使如此，仍有敢于担当的勇者，对现实发出了质疑与不满的声音。
1967年1月14日，“中央文革小组”为了配合“造反派”的夺权斗争，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导致军队人心惶惶，一时大乱。党内军内一些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的做法，已从最初的“很不理解”发展到强烈不满。这种不满突出地表现在三个问题上：“文化大革命”究竟要不要“党的领导”？“老干部”是不是统统都要打倒？军队还要不要保持稳定？
1月19日，中央军委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扩大的碰头会，讨论军队搞不搞“四大”的问题。“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也参加了会议。
会上，江青、陈伯达、康生等蓄意制造混乱，一个劲儿地嚷着要军队支持革命群众开展“四大”，说“军队不能搞特殊，要和地方一样搞文化大革命”。
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三老帅坚持军队必须保持稳定，不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