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来保卫组严格把关，哪些人可以上去，哪些人不能上去，不能如此没有秩序。没想到保卫组被周恩来一批评，干脆将周恩来熟悉的摄影记者都给刷掉了，只剩下两个人。毛泽东要与外国人合影，身边又没有摄影记者了。周恩来见状，又是生气，赶紧命令临时调人。这才解决了摄影记者一时短缺的问题。
1966年10月18日，毛泽东即将第四次接见红卫兵之前，突然发生了蒯大富为首的“三司”带头闹事的“口号事件”。事情的起因是组织这次接见的大会指挥部拟好的一份标语口号，因其中一些口号太长，中央宣传部负责处理此事的同志怕群众呼口号不便，因而删去了一些，由此就引起了这次闹事。蒯大富的“三司”串联北航“红旗”，数万学生上街游行，冲到天安门，高呼要揪出“篡改”口号的“黑手”，高呼“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形势十分严峻。周恩来为了平息这次事件，18日凌晨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会议，商讨处理办法，并指出决不能因闹事干扰当天的毛泽东接见活动。周恩来一夜未眠，加上精神极度紧张，神情显得很是疲惫。会场上许多人见状，都十分替总理的身体担心。
毛泽东不仅一次又一次登临城楼与百万红卫兵见面，而且每一次接见形式都有所不同。除了第一次与第二次外，另外六次都推陈出新，接见在表现上显得变化多端。
第三次接见选择在9月15日下午五点四十分。这次接见一改白天接见的方式，选在了黄昏时分。原来当第三次接见红卫兵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时，毛泽东突感身体不适。他在13日晚给林彪、周恩来、陶铸写了一封信说：“卧病三天，尚有微温，今天略好。可在明天(十四)或后天(十五)上午十时或下午五时在天安门开七十万人大会。我能起床，即去见见群众，不能起床，则请你主持，我不去了。”周恩来根据毛泽东这封信，就将接见定在了15日下午五时。那天，毛泽东好在逐渐康复，如期赶到天安门广场接见，满足了来自各地的上百万师生和红卫兵的心愿。
由于红卫兵被看成是毛主席的“客人”，北京各单位都对外地红卫兵热情接待，加之交通食宿一律免费，如此史无前例地免费“旅游”岂不乐哉。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纷至沓来，依凭火车、汽车乃至长途步行，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大迁徙。大家向往着北京，到北京的目的就是一个——要见到毛主席。于是，充斥北京的红卫兵越来越多，不几天就会聚集一百多万人。
第三次不仅接见时间变了，接见的方式也变了。为了让更多的红卫兵把领袖看个清楚，采取了领袖到群众中去的办法。这一次，后来被打倒的三个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虽然都出来露了面，但名次的排列发生了很大变化。周恩来之后是陶铸，然后是邓小平、康生，最后才是刘少奇。
领袖们一律都乘吉普式的敞篷汽车沿着事先留好的S形通道进入天安门广场，最前面的是前导车，由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北京市以及公安部等领导同志在前面开路。毛泽东在第一辆车上，他还是穿着绿军装，陪同他的有林彪、贺龙、谢富治、杨成武。第二辆车上是周恩来、陶铸、聂荣臻、江青，第三辆车上是邓小平、刘少奇，第四辆车上是朱德、李富春、陈云、董必武，第五辆车上是叶剑英、萧华、王任重、刘志坚和张春桥。一共六辆车，缓缓绕场一周后，毛泽东率众人登上天安门城楼。
钱嗣杰跟在前面引导车上负责拍摄，刚开始秩序还好，但不一会儿就乱了。大家都想挤到前面看毛主席。毛泽东的车一来到队伍前，就被喊着“万岁”的红卫兵围堵。学生们一下子冲到车前，把后面的车队隔断了，维持秩序的解放军也被冲散。解放军指战员奋力挽起胳膊，组成一道人墙。钱嗣杰镜头前都是拥挤的人群，他无法拍摄到毛泽东的镜头，无奈之下，干脆下车挤到毛泽东车子前去拍摄。这时，只见毛泽东站在车中，安详地注视着眼前沸腾的人群。而那些挤在前面的红卫兵仿佛在梦中，个个都是热泪盈眶，嗓子喊哑。似乎这幸福来得太突然，以至于他们都在怀疑自己的眼睛——是不是真的看到了毛主席。
如此拥挤与混乱，连林彪都有些紧张。不住地对站着的毛泽东说：“主席，请你坐下。”此时，毛泽东正沉浸在激动与幸福之中，哪里肯听劝？他没有动。贺龙跟着也要求主席坐下，毛泽东还是没有动。第二辆车上的周恩来见状，不顾一切地从后面的车上跳了下来，冲到毛泽东的车跟前，大声要求：“主席，请坐下！”看到周恩来焦急的表情，毛泽东这才坐了回去。周恩来紧接着又奋力挥动手臂，大声对红卫兵呼喊：“请大家让开！让开！”
江青也尖着嗓子，拿着话筒叫道：“请同志们保护首长的安全……”
就在毛泽东的检阅车寸步难行之时，天安门城楼上指挥部的人居高临下，也看见了广场上的混乱局面，马上派出一支解放军队伍，由天安门城门里跑步出来前来“救驾”。指战员毕竟训练有素，很快就将混乱的红卫兵队伍与车队分开，接着又来了几辆北京吉普，把毛泽东等人接走。钱嗣杰这才松了一口气，庆幸终于解了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