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这样炽热情感中，一次又一次亮出他信赖人民闹革命的姿态，一次又一次与人民互动交融。
【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第四次才正式排序。其中有六次翻出了新的接见花样。第八次接见不仅是天安门沸腾“红海洋”的大终结，也是翻新花样最多的一次接见，人数也创历史新高，竟达二百五十余万。】
从8月18日开始，毛泽东几乎每隔半个月就要登上城楼接见一次红卫兵，到这年11月下旬，他共八次接见红卫兵，接见人数达一千一百多万。
尽管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上是举行“庆祝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毛泽东检阅的也并不限于红卫兵，就连《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通栏大标题也是《毛主席同百万群众共庆文化大革命》，可事实上，这次接见为以后举行更大规模接见红卫兵进行了一次“铺路”，这次似乎与红卫兵无关的接见却命中注定地成了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的开端。
不到半个月，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人们依然没有想到会有后来的接见，更不可能想到对接见次数进行排序。第二次接见完毕后，《人民日报》头版通栏大标题是：《毛主席接见五十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但是，这一次红卫兵成为宣传接见凸显的主体。
又过去了半个月，毛泽东在9月15日第三次登上天安门城楼。这次接见，还是没有排序，报道标题是：《毛主席又一次接见百万革命小将》。
1966年10月1日是共和国建立十七周年纪念日，按照惯例，党和国家领导人要登上天安门城楼与首都群众同庆佳节。这一天报道的题目是：《毛主席检阅一百五十万游行大军》。其实，主体人群依然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小将。
真正标明次数是在10月18日毛泽东再次接见百万红卫兵后。《毛主席第四次接见一百五十万革命小将》成为《人民日报》的通栏大标题。可见，没有将上一次国庆节的大检阅包括在八次接见之中。也许，中央有人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于是，11月3日毛泽东的再次接见变成了第六次检阅。《人民日报》自圆其说，解释道：这是连国庆节也算在内的。
也就是说，从第六次接见开始，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才算有了编序。而好景不长，后面仅仅编到了第七次与第八次。自此，毛泽东检阅红卫兵的活动便画上了句号。
按以上日期计算，毛泽东平均十二天左右就要登上天安门城楼一次，每次发动人数都在百万人以上，其频率与人数都是历史罕见，也是人类史上少有的。
毛泽东从期盼接见红卫兵到惊讶红卫兵怎么见也见不完，逐渐有了一个认识和态度上变化的过程。刚开始，不仅红卫兵提出要见毛主席，毛泽东本人也多次提出要见红卫兵。第一次接见了五十万红卫兵后，他就觉得不够，想要更多地见到红卫兵。他甚至埋怨筹备办公室不让他多见群众。
由于接见太频繁，往往是一次组织刚弄完，马上又开始第二次组织。参加首都工作组指挥部的工作人员大都来自总参和北京军区的作战和保卫部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要领导也要参加。为了满足红卫兵和毛主席相见的愿望，也尽量让毛主席多见一些红卫兵，事先不知要出多少方案。群众怎么摆，毛主席怎么走，还有那些政治前途岌岌可危的老领导们，谁能上天安门，谁不能上天安门，站立位置怎么排；镜头如何见报等等诸如此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都要事先一一考虑周全。每次接见完毕后，他都要当场进行总结。大家知道周恩来抓得很紧，要求又非常严格，各个组的头头都不敢怠慢，活动一完就及时向周恩来汇报。总结完后又开始研究下次接见的方案。
接见中最为要紧的是保卫工作，大家担心出事，绞尽脑汁想了很多办法。毛泽东经过的沿途高层建筑上都有安全哨兵，事先也进行了检查，就是在天安门城楼上，也采取了很多措施。负责接见事宜的筹备小组当时叫“首都工作组指挥部”就直接设在天安门城楼上，有三十多部电话通向北京市的主要机关。
钱嗣杰至今都记得，一次离开会只有十分钟了，陈伯达还没有到。周总理非常着急，发了火。到底来不来？不来，空一个位置怎么行？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万一开始后又来了，没有留出位置也不行。工作人员说：“打过电话，他说请帖收到了。”总理说：“不能光问收到没收到，还要问到底来不来。”最后没办法，总理表示：“不等了，开会。”这时，只见陈伯达笑眯眯地出现在大家面前，气得工作人员直翻白眼，搞得钱嗣杰不得不再拍了一次领导集体的镜头。
“陈伯达迟到事件”只是城楼上的一个小插曲。发生在摄影记者身上的事情也有不少。第一次与第二次接见，保卫组因为想多让一些摄影记者上来参加报道，就又放了几个上城楼拍照。毛泽东一出现，记者们只顾拍摄，也忘记了身处的是天安门城楼。人多地方小，记者呼啦一下子就严严地围住了毛泽东，照个没完，秩序顿时大乱。钱嗣杰这样的随行记者反而被挤到一边去了。第一次如此，第二次依然如故。这一次周恩来不愿意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