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押的行为随处可见；更严重的是，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因不堪受辱而选择了绝路。
从8月下旬起，红卫兵们又开始了一项重大举动——实行全国性的“大串联”。
8月28日，外地来京学生已达十四万人。31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并对学生的串联活动表示了肯定态度。消息一经报纸公布，刚成立的北京“红卫兵二司”立刻决定派出三四千人到全国各重要地方特别是上海、新疆等地串联，就地发动群众参加“文化大革命”。由此，北京的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开始离京“南下”、“北上”、“东进”、“西征”，向全国播撒“文化大革命”的火种。
与此同时，各地的红卫兵，首先是离北京较近的、交通方便的大中城市学生涌入京城，接受毛泽东的检阅，向首都红卫兵取“造反”之经。
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师生代表到北京串联的通知。规定来京参观一律免费乘坐火车，来京参观的革命学生和革命教职工生活补助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开支。到京后的伙食、住宿由北京市负责安排，在京的饭费，由国家财政开支。这一规定大大鼓励了学生的串联活动，此后，大串联便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
进京串联的学生一天就达几万人十几万人。北京各大中小学的教室、饭厅都住满了学生，车站、广场也都挤满了学生。不仅住的地方紧缺，吃饭、坐车都成了问题。
这时期，各地方政府和学校对学生运动已处于无力控制的状态，学生们的行动有很大的自由性。来京的学生越来越多，许多人一来就不愿再走。曾经有一个时期，进入北京的红卫兵人数多得无法接待，连中南海国务院办公的地方也住进了几千名红卫兵。
放在今天，这是天大的商机；但那个时候，红卫兵大串联，什么都可以不带，他们视金钱如粪土，走哪里都不会有人提到钱字。红卫兵串联来京接受检阅，费用由国家开支。全中国一时间表面上就好似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这些“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们坐车不花钱，吃饭不花钱，住旅馆同样不花钱。
由于接见红卫兵的组织工作一直是由周恩来负责，最辛苦的也还是他。周恩来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巨大心力，苦撑危局。他的身体严重透支，已经达到极限。有人做过一个不完全的统计，仅从1966年8月到12月的三个月中，周恩来参加的红卫兵大型汇报会、座谈会在四十次以上（未计入无数小型的汇报和个别的约见）；从1966年7月到1967年1月的半年多时间内，周恩来亲自接见红卫兵、处理由红卫兵引发的突发事端及起草有关红卫兵的各种文件达二百三十次之多。毛泽东1966年8月18日到11月26日，在天安门八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群众组织的代表，总共约千万人。每次接见，从始至终，都是由周恩来亲自安排。从毛泽东的安全保卫、行车路线，直至红卫兵的食宿、军训等等细微琐事都是周恩来亲自过问。
9月7日，周恩来接见来京串联的学生们。他苦口婆心：“你们想想，如果只进不出，那就要增加一个北京城！你们在车站、广场上住，精神很好，但我们感到不安，因为没有很好地接待你们，没有地方招待你们。我们的想法和你们的想法彼此有矛盾。”他劝学生们分批离京。可是，学生们说只有见了毛主席才肯走。
为了满足来京学生的愿望，毛泽东于9月15日第三次接见红卫兵，这次接见的人数多达百万之众。但是，串联并没有被遏止，反而更加扩大。来京的学生已不仅限于代表，学生凡持有学校的证明即可免费乘车、吃饭。北京的学生还印发了一种特制的车票，谁都可以领到，外出串联的人数也急剧增长。
没有人敢阻拦学生的运动。谁阻拦，谁就是反对红卫兵小将。反对红卫兵小将，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这是担当不起的罪名。学生们想到哪儿就到哪儿，到哪儿就把“造反有理”的口号喊到哪儿。
一千多万学生在大江南北如狂潮涌动。学生们除了乘坐车、船，还出现了许多选择步行串联的队伍。随着天气渐凉，问题也越来越多。南方的学生到北方没有冬衣，住宿没有被子。有的人生病，甚至发生个别学生死亡事件。可是，大串联的劲头丝毫没有因天气的寒冷而稍减，仍有无数人已经出发或即将出发进京。
南来北往的列车上，几乎每个车厢都挤了几百人，行李架上、厕所里都挤满了人。列车严重超员经常晚点，正常出差、旅行的人不能正常行止，串联的学生也不能都挤上火车、轮船。车站、码头到处人满为患，一切交通秩序、生产秩序都被打乱。学生们拥到哪里，哪里人民的正常生活就受到严重影响。国家的铁路、餐饮等部门都在超负荷地运转，消耗的人力、财力和物力简直不可想象。
然而，“文化大革命”才刚刚开始，令人始料不及、难以理解的事情接连发生，国家混乱的局面进一步加剧，这种状况已不是人力所能约束或限制了。
狂热中，人们期待着毛主席一次又一次的检阅，盼望着一次又一次对他奉献“忠心”。毛泽东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