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头一天的激动中平静下来，就看到了伟大领袖接见红卫兵的光辉形象。
“八一八”之后第二天，全国各大报以大量篇幅报道了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盛况。9月8日，一部题为《毛泽东和百万文化革命大军在一起》的大型彩色纪录片在全国放映，观看的群众超过几亿人次，其宣传范围之广是前所未有的。
正如新华社所报道的那样：“几万个系着红袖章的‘红卫兵’们，英姿勃勃，生龙活虎，在今天的大会上很引人注目。”也就是从这天起，红卫兵开始冲出校园，走向社会，大破“四旧”。
新华社在这天大会的报道中，将参加大会的中央领导人，按照八届十一中全会调整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单次序，把刘少奇列在第八位。这是一个重要政治信号，在此之前的十一中全会公报中并没有宣布。此事自然在社会上引起很大震动，也为日后打倒刘少奇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8月31日，林彪在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中，称赞毛泽东为“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也是这四个“伟大”的定位，将群众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推向了一个疯狂的顶峰。一时间，毛泽东的著作、语录、画像、像章铺天盖地遍布全国城乡各个角落，人人胸前一枚像章，人人手里一本语录，“老三篇”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赞颂毛泽东的歌曲与毛主席语录歌日夜响个不停，上至九旬老人，下到三岁乳娃，人人会唱《东方红》，人人会跳“忠字舞”……
【8月下旬起，红卫兵们又开始了一项重大举动：实行全国性的“大串联”。无数红卫兵形成的潮水在祖国的交通命脉上涌动，为了见到伟大领袖，成千上万的红卫兵拥进了北京城。】
1966年下半年，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发出通知，高考推迟半年，大中学生“停课闹革命”。
在中央的支持下，政治热情极高的青年学生开始了他们憧憬的“革命”活动。8月下旬起，北京、上海、天津以及全国大大小小的城市街巷里，到处都是一队队“破旧立新”的红卫兵。
红卫兵们先对人们的衣着穿戴和“陈规陋习”实行“革命”，西装、领带、高跟鞋、喇叭裤，统统在革除之列。随后，学生们便开始扫荡所谓“封、资、修”的各种名称字号。
在北京，红卫兵倡议把天安门前的长安街改名为“东方红大道”，将中关村改为“革命村”，并砸烂“全聚德”招牌，捣毁“荣宝斋”黑店；在上海，红卫兵奔向南京路，冲击“大世界”；在天津，红卫兵把“劝业场”更名为“人民商场”。由于舆论宣传的大肆鼓动，短短几天内，“破四旧”的风潮就席卷中国大地。
年轻的红卫兵们凭着高涨的革命热情，干出了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在首都，一些红卫兵甚至要把北京市改名为“东方红市”；还要把天安门前的华表和石狮子搬走，代之以竖立毛泽东铜像和英雄人物的雕塑等等。当时，处于政治漩涡中心的周恩来以极大的耐心劝阻，避免混乱局面的蔓延。
那个时代，人们的名字也带上了时代特色，许多人纷纷改名，为使其更具有革命性。上面提到的宋彬彬改名宋要武就是很好的例子。有人写大字报给周恩来，要求总理也改名换姓。周恩来说：“我过去在战斗年代没改名字，做地下工作时没改名字，今天在毛泽东时代更不用改名字了。如果大家都改名，那以后人名恐怕要排号了，如‘东方红’一号、二号、三号……”
周恩来的名字最终没有改，但他居住的地方却迫于环境改了名。西花厅更名为“向阳厅”。对于不妨大局的事情，周恩来尽量委曲求全，向红卫兵让步；但对于明显错误的举动，他还是千方百计地予以制止。
红卫兵为了消灭封建主义，曾策划清抄故宫。周恩来获悉，紧急决定关闭故宫的大门，并部署北京卫戍区部队前往守护。明清两朝留下来的建筑奇迹这才免遭劫难。
红卫兵们坚持要把交通信号改成“绿灯停、红灯行”，对此，周恩来进行了耐心的说服。他先从光线的透射力谈起，进而讲述到国际间的通行惯例，来说明不能这样做的道理。
还有红卫兵提出“消灭伊斯兰教”的极端口号，周恩来也没有硬性斥责。他以全中国有几千万、全世界有几亿伊斯兰教徒这个基本事实为出发点向红卫兵讲述宗教的起源、发展及其社会影响等等，说明党的民族和宗教政策的必要性和长期性。
有一次，周恩来还亲自打电话处理发生在北部边境城市海拉尔的一起涉外事件，向冲到国际列车上去“革命”的红卫兵解释“为什么中国人给外国人开车”的理由。
然而，红卫兵运动如汹涌的狂潮，不是任何个人的力量所能阻止的。在红卫兵运动中，无政府主义的恶果同“破四旧”相伴而来，多处名胜古迹被捣毁或破坏，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祖国文化遗产被洗劫或废弃；民主党派和宗教界人士的住宅遭到肆意冲抄，没收和毁坏私人财物的情况比比皆是；著名作家和艺术家，乃至基层领导干部、普通教师受到人格侮辱，任意打骂或绑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