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一套一套“吹捧”毛泽东的讲话与语录，基本都是史无前例“创造性”的总结，足以引发人们对毛泽东的狂热崇拜与迷信。
对于林彪来说，8月18日是他一次非同寻常的亮相，对他的意义至关重大。
天安门广场欢声雷动，一片沸腾；而城楼上却是另一番景象。对中央领导人排列顺序非常熟悉的钱嗣杰，也发现了眼前大起大落的变化。许多党政军高级领导人和民主人士的脸上都挂着愁容与困惑。
按照八届十一中全会于8月12日新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十一名常委名单次序的站位，原来第二位的刘少奇降为第八位，林彪则一下跃升为了第二位，成为党中央实际上唯一的副主席，理所当然成了毛主席的接班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四位副主席则被改为常委。就连名不见经传的陈伯达竟然也被排到了朱德、邓小平之前。
钱嗣杰的眼睛扫向检阅台，发现陈云没有到会，大概一个多小时后，陈云才来到检阅台上，但他没有去他应该站的位置上，只是往天安门广场上看了几眼，既未招手致意，也未和别人讲话，没有多会儿他又悄悄地退出了会场。
处境最为艰难的当然是刘少奇。他远远地站在毛泽东的一边，满面愁云，不言不语。红卫兵给他佩戴“红卫兵”袖章时，他什么话也没有说。站累了，他便走进城楼正厅歇息，而毛泽东已先他进入，坐在靠东墙的沙发上看报。他从毛面前进入正厅，坐在靠北墙的沙发上，两人相距不到两米，可是谁也未开口说话，也没有招手点头示意。钱嗣杰此时拍下的照片，至今都能感受当时那种不同寻常的气氛，由此可见伟人之间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心灵距离，这种距离也是“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的写照。
受“二月兵变”之诬的贺龙元帅，这天显得也很沉闷。毛泽东与他握手时，他没有多少笑意，尽管毛泽东的举动表明了自己对贺龙的信任。
这一天，城楼上还安排了清华附中、北京四中、北大附中等校一千多名红卫兵代表，现在说来也是起来“造反”的积极分子。近距离与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在一个城楼上的荣耀降临在他们头上。大会正式开始之前，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与这些红卫兵代表交谈。他首先单独会见了以聂元梓为首的北京大学四十名师生代表。
这天，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宋彬彬在大会上，上前将一枚印有“红卫兵”字样的清华大学附中的红袖章套在毛泽东的衣袖上，毛泽东很是配合，咧开嘴露出了笑容。
毛泽东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宋彬彬。”
“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
“是。”
“要武嘛！”毛泽东听罢，意味深长地说。
城楼上的许多细节都被钱嗣杰的镜头一一捕捉。第二天新华社报道：“在大会进行中，师大女附中一个‘红卫兵’，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毛主席和她亲切握手。城楼上下的‘红卫兵’，无限欢欣，有的一蹦尺把高，非常激动地说：‘毛主席是统帅，我们是他的小兵。’有的说：‘毛主席参加了我们的红卫兵，对我们是最大的支持和鼓舞。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我们什么也不怕。’”
报道中所谓的“师大女附中一个红卫兵”便是宋彬彬，后来她为了表示自己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将自己的名字改作“宋要武”。谁料想世事变迁，随着运动的推进，多数领导干部都受到冲击，他们的子弟竟在一夜间变成了“黑五类”。红极一时的“宋要武”未能逃脱厄运。她的父亲宋任穷也被打倒。
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足足待了六个多小时。钱嗣杰也跟在后面拍了六个多小时。当时并没有数码相机，更没有无线上网设备，而拍摄的照片胶卷必须经过暗房制作才能变为新闻照片，记者们是怎样保证在不耽误拍摄的前提下快速将片子拿到新华社暗房去冲洗的呢？这个难题，在钱嗣杰这些经验丰富的记者面前已不算难题。原来，记者们在活动这天采取兵分两路的办法，一路人马在城楼上拍照，一路人马在城楼下“守株待兔”。城楼上的记者拍满一卷，就将胶卷装进黑色布袋里“丢”下城楼，守候城楼下的人准确“接货”。“货”到手后再赶紧送往新华社冲洗。这种办法的确行之有效，在很长时间里都一直采用。
然而这一次拍摄，却令钱嗣杰感到有些为难。不同以往的是，天安门城楼上来了一千多名红卫兵代表，城楼下金水桥上也拥进了很多红卫兵。因此，城楼上下几乎没有一点儿空隙的地方可以投掷胶卷。倘若按照以前的办法将胶卷往下“丢”，搞不好真的会导致资料丢失，延误新闻报道工作。钱嗣杰很是着急，他一边拍照，一边用眼睛仔细地观察着。突然，他发现城楼西北角一侧城楼上下的人都很少，于是，他边打手势将下面的同志调到城楼西北角的城根旁，边将胶卷用黑色布袋装好，看准城楼下方人员站位后投掷。这样，终于保证了在毛泽东接见还没有结束之时，大幅照片已经能够冲洗出来并送往各大报纸的印刷厂。第二天一早，人们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