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时间不到一个小时，主席把他送出来，在门口跟他握手，说‘你要好好学习’。……当时主席还让少奇同志‘好好学习，保重身体’。回来以后，我看他面容很高兴。”
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在《我的父亲刘少奇》一书中也记述，毛泽东对刘少奇提出的想法“沉思一会儿后，并没有表态，而是建议我父亲读几本书。他还特别介绍了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狄德罗写的《机械人》两本书。分手时，毛泽东要我父亲‘回去后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尽管刘少奇后来表示：“主席没有批评我的错误，很客气，叮嘱我认真学习，保重身体。”但事实上，就刘少奇而言，会谈没有实质性意义。毛泽东对他的表态既没有拒绝，也没有赞同。他仍然被高高地挂起，接受批判。
从表面上看，刘少奇的表态是主动要求退出政治舞台，实际上却是一种对毛的曲折规谏，或是无奈抗争。而毛泽东并不想“文化大革命”到此为止。扳倒刘少奇，也绝非他的终极目的。他有着更深远的用意。
刘少奇没有想到，这是他和毛泽东两人人生中最后一次会面和谈话。
就在毛泽东与刘少奇最后一次谈话没过几日，1月16日，刘少奇的住宅再次遭到冲击。“造反派”把他和他的妻子王光美推到一张缺腿的桌子上接受批斗。面对嘈杂的人群和责问，刘少奇坚定地回答：“我从来没有反对毛泽东思想，只是有时候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我从来没有反对毛主席，只是在工作上有过意见分歧……”话语间，他的丝丝白发在寒风中飘动。
第二天一早，中南海某电话局的一些“造反派”闯进办公室，要撤掉刘少奇的电话。刘少奇一听，霍地站了起来，迎上前去阻拦。他斩钉截铁地说：“这是政治局的电话，没有毛主席、周总理的亲自批示，你们不能撤，也无权撤！”这一伙人只好悻悻而去。第二天，他们又气势汹汹地闯进来，二话不说，把电话线扯断。从此，刘少奇办公室红机子的铃声再也没有响起。
刘少奇和毛泽东、周恩来及中央政治局的联系被切断。
为了不失去与外界的联系，每天清早，刘少奇的孩子们就骑上自行车出门，排着长长的队伍购买小报，或从墙上揭下传单，挤在人群中抄写大字报，侧耳听着人们的议论，然后回到家里把所见所闻告诉爸爸和妈妈。
他们带回的这些小报里，充满了对刘少奇形形色色的诬蔑。其中有一张小报上无中生有地说刘少奇曾吹捧电影《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还造谣说刘少奇曾自诩为“红色买办”。面对异常的情况，刘少奇回到办公室，提笔疾书，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驳斥了社会上对自己的种种造谣和诽谤。
这一天是1967年3月28日。
更大的冲击随之而来。
1967年3月30日，戚本禹在《红旗》杂志第五期发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历史影片〈清宫秘史〉》。4月1日，《人民日报》予以全文刊登。它为针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革命大批判”定下了基调。
刘少奇气愤已极，他把报纸狠狠一摔，对家人说道：“这篇文章有许多假话，我什么时候说过那个电影是爱国主义的？什么时候说过当‘红色买办’？不符合事实，是栽赃！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我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我在七大提出来的，我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比别人少！”刘少奇越讲越不平，“我早在去年8月的会议上就讲过五不怕，如果这些人无所畏惧，光明正大，可以辩论嘛！在中央委员会辩论，在人民群众中辩论嘛！我还要为这个国家、人民，为我们党和广大干部讲几句话！”
刘少奇的话掷地有声，强烈地震撼听者的心。然而，他却处在毫无发言权的“被告席上”，没有人会理会他的正义的要求。作为党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刘少奇，不仅没有在党的会议上申辩的权利，也没有在人民群众中申辩的权利。
4月6日晚，中南海的一些“造反派”，高喊着口号冲进刘少奇的办公室，向他宣布命令：必须自己做饭、打扫卫生、洗衣服，改变作息时间（过去刘少奇的习惯是夜里工作，上午睡觉）。并要求刘就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中的所谓“八大罪状”提出的质问做出回答并写出交代。刘少奇按照提出的质问，用铁的事实逐条予以驳斥。当被责令解释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问题时，刘少奇一下子火了。他第一次暴怒，激愤地说：“这个问题简直是岂有此理。六十一人出狱之事，是经过党中央批准的。在日寇就要进攻华北时，必须保护这批干部，不能再让日寇把他们杀了。当时王明路线使白区党组织大部分受到破坏，这些同志是极宝贵的。中央许多领导同志都知道，早有定论。……我们许多干部有武装斗争的经验，有建设根据地的经验，有白区工作经验，有城市工作经验。这些经验都是在长期斗争中，通过成功与失败，靠鲜血总结出来的，不能全部否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总结过。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又懂